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說，2012年預期今年內地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為7.5%。

　　8年來，中國首次下調GDP至8%以下。這也意味著長期壓在中國經濟身上的“保八”包袱終于被丟下了。

　　改革開放以來，“保八”一度成為國人的驕傲，只有中國才能創下多年維持高速增長的“奇跡”。也正是由此，中國在短短的30年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時過境遷，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接連爆發之后，中國人開始認識到“保八”不再是驕傲，反而成為了中國經濟身上沉重的包袱。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大多是依靠重工業的大肆擴張實現的，即粗放型的增長方式。而這種過度依賴低勞動力成本、低能源價格和高環境代價的發展方式注定不可持續，給我國經濟發展造成諸多的隱患。

　　中國為高速經濟增長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例如，產業結構的重工業化，導致了資源、能源的高消耗，并對環境造成了高污染；投資消費比重失調嚴重影響經濟的內生動力；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各階層收入差距擴大，社會消費傾向降低；內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調。

　　這些弊端和矛盾直接影響到了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運行。最終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出現疲態。受我國低成本優勢和世界經濟復蘇比較緩慢影響，出口已經不可依賴，而過度的投資已經給經濟帶來了許多問題，諸如通脹等。

　　過去的一段時間，中國也曾經為經濟轉型做出過努力。“早在1995年，我國就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直到現在情況依舊沒有太大的改觀。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增長的弦繃得太緊。從而導致資源環境等各方面的壓力太大，社會問題調整的空間不大。”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時紅秀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資源類產品價格改革就是明顯的例子。“由于要保證經濟增長速度，我國的資源類產品供應一直很緊張。政府擔心一旦進行價改，勢必會影響到民生，或者引起通貨膨脹。這個原因的存在一度讓資源類產品的價格陷入死結。”時紅秀說。

　　如今，GDP增速放緩，并卸掉“保八”包袱是在給中國經濟轉型松綁。正略鈞策管理咨詢顧問陳和午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GDP增速放緩是中央政府釋放的一個信號：今后重視的不再是高增長率了，而是要把工作的主要目標轉到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來。

　　從各地的2012年規劃上來看，經濟增長速度目標仍然高于8%，中西部地區尤為顯著。而且，西部一些省份開始有了重走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老路的苗頭，再次依靠重工業刺激當地經濟增長。“中央政府的表態，可以說是恰逢其時。對地方政府扭轉‘唯GDP觀’起到一定的作用。”陳和午說。

　　各級政府態度的轉變將會給企業提供更為寬松的轉型環境。全國人大代表、廣東正域投資董事長崔真基說，經濟增速放緩客觀上給企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機會。民營企業粗放發展，已經走過了一段時間，現在要開始調整技術和設備。

　　不過，降低經濟增速只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為了保證經濟結構轉型的進行，中國還需要出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首先，我國必須對要素價格進行市場化改革，倒逼企業技術升級。其次，我國還應對公共事業價格進行改革，比如水價、電價，以此來引導居民的生活生產方式。最后，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時紅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