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三五年內，如果企業沒有找到自身的發展路線，兩萬家LED照明企業中可能僅有1／4能生存下來。”中國照明學會秘書長竇林平曾提醒說，在產業發展迅速的同時，也要警惕背后的危機。
       LED產業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領域。以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為契機，引領產業轉型升級，促使我國工業化進入新階段，這基本成為共識。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東中西部十余個省市調研發現，許多地區在轉型升級中一哄而上盲目發展新興產業，造成產能急劇擴張。除此之外，一些地區忽視區域差異不約而同提出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在落實過程中，為了政績不顧客觀規律追求速成，指望轉型升級一步到位，追求“畢其功于一役”。這些實踐中出現的誤區，也阻礙了轉型升級的順利進行。

       喜新厭舊 一哄而上發展新興產業

       在我國產業調整過程中，“增”“減”過度依賴行政手段。當前各地在轉型升級中喜新厭舊、一哄而上發展新興產業的現象比較突出，新能源、新材料、光電信息等新興產業“遍地開花”，出現過熱勢頭。與之相伴的，則是產能過剩正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擴散。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產業水平升級，是我國“十二五”規劃的一條主線，也是未來五年仍將面臨的突出任務。伴隨“十二五”后半段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新舊增長點青黃不接，生態環境資源約束日益強化，這預示著未來五年轉型升級將進入時間緊迫、任務艱巨的“窗口期”。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一方面要壓縮傳統產業、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另一方面要增加新興產業比重、優化產業結構。然而多年來，產業調整“增”“減”的行政色彩濃厚，負面效應突出。
       記者調研發現，從東部沿海到中西部，各地謀劃布局產業結構趨同嚴重，言必稱新能源、新材料、移動互聯網、現代金融、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高新產業，存在“一刀切”現象。中部地區一位地方官員表示：“這些年各地大力推動的新興產業粗放、無序、同質化現象明顯，有的‘未大先衰’，比如光伏、LED。”
       我國光伏龍頭企業賽維LDK太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新聞發言人彭少敏說，近年來，光伏產業因與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等概念緊密相關，符合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而備受地方青睞，各地一哄而上發展光伏產業，造成產能急劇擴張并陷入危機。“高峰時期，我國共有28個省市把光伏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共有超過280個地級市或者工業園區提出了打造千億元新能源或者光伏產業基地的概念。”
       記者調研了解到，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等行業也有步光伏產業后塵的趨勢，產能過剩問題突出。
       專家分析，新興產業一哄而上的背后，是部分地方簡單地認為轉型升級就是要發展新興產業，一些地方領導在談論轉型升級時總感覺“沒有培育出幾個新興產業，轉型升級就不成功”。然而記者調研發現，當前各地一哄而上發展的很多新興產業、高新技術企業，其實根本無“新”可言，從本質上說仍是傳統的制造業。
       中部某省一家光電企業負責人向記者坦承，公司2012年被作為高新技術企業從廣東引到內地，但基本沒有什么研發人員，企業生產的LED燈具是高新技術產品，但在內地從事的主要還是簡單的加工制造，看中的主要也是當地相對充足和廉價的勞動力。
       “轉型升級轉的是經濟、效益的增長方式。”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教授盧現祥說，發展新興產業，如果只停留在價值鏈低端的加工制造環節，其效益增長方式還是用人口紅利換取低廉的加工費，不是真正的轉型升級。而與此相對應，傳統產業如果能在技術和管理等方面進行創新，同樣是實現了轉型升級。

       忽視差異 一刀切盲目追求高級化

       推進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放寬服務業對外資和民間資本準入，加快發展金融、物流、文化創意、工業設計……《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許多區域實際相差較大甚至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都不約而同地提出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盲目“求高”。
       基層干部和專家表示，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和環境容量等存在較大差異，產業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上也存在較大差距，當前對于轉型升級的一些要求更多是基于發達地區處于工業化后期的發展現狀提出來的，而多數地區忽略區域發展實際、一刀切盲目“求高”式的轉型升級并不合理，其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第三產業增加值超過第二產業增加值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表現，但并不是對所有區域、所有城市的統一要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志云認為，就某一具體地區而言，其所處經濟環境、區位條件、資源稟賦、需求結構和開放水平等各不相同，其合理的產業結構也會大不一樣，因此“第三產業增加值超過第二產業增加值”至多只能作為一種參照，而不應奉為金科玉律使之教條化。
       “如果人為、盲目地追求產業結構高級化，提高第三產業比重，其結果可能是更多資源在政府干預下被錯配到服務業中，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長放緩，最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楊志云說。
       國家信息中心政策動向課題組認為，未來產業轉型升級中，需根據各地區不同發展階段與特點，出臺差異性政策，促進區域經濟健康發展。其中，東部地區須比照發達國家成功經驗，加速實現由要素投入型向創新驅動型經濟的轉變，成為我國創新經濟增長極；中西部地區則須加速過剩產能的淘汰進程，加快傳統產業改造與升級，實現經濟結構多元化，成為推動新型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主力軍。
江西省發改委規劃處處長董福長說：“國家和各省都應根據區域發展實際，特別要注意到不同地區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不一樣，需制定差別化、梯度式的宏觀政策，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急功近利 轉型升級寄望一步到位

       記者調研發現，在轉型升級中，一些地方喜歡做“快功”，為了政績不顧客觀規律追求速成，指望轉型升級一步到位，追求“畢其功于一役”。政府和企業的急躁心態是轉型升級的重大障礙。
       記者在東部沿海一工業鄉鎮調研時發現，當地鋼鐵、水泥、電力等傳統工業在經濟發展中曾占有較大比重，經濟下行和環保壓力較大，為了符合轉型升級的要求，他們用兩年時間發展起一個號稱“擁有完整產業鏈和世界級領先技術水平”的光電產業園。“很多地方傳統產業升級是通過技術改革，而我們的轉型升級是一步到位，徹底轉型，搶占新興產業的制高點。”該鄉鎮主要負責人自豪地告訴
“全國增速第一”“中部省份第幾”“在省會城市中排名”“在省內排名”……記者采訪中，基層時常談及的這些位次信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各地增長的壓力往往大于轉型升級的動力，區域之間“增長競賽”往往拖累了產業轉型升級。
       廣東省社科院副院長王珺說，轉型升級是“慢活”，而地方政府長期喜歡做“快功”，搞大投資、大建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宋曉梧認為，由于考核評價“重總量輕結構”等原因，多年來各地“數字比拼”慣性難止、唯GDP傾向嚴重，弱化了轉型升級的動力。比如，“十二五”規劃的GDP增長指標，全國是7%，而各省指標的加權平均達到10.5%。
       一位基層干部說，政府和企業主體的急躁心態是轉型升級的重大障礙。“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要循序漸進，大躍進的心態只會把企業逼到減產、破產的困境。從目前的情況看，各級政府對轉型升級比較熱心，制訂了很多戰略、規劃、政策來加以促進。但是轉型升級不是搞運動，不能完全靠政府推動，更需要企業自主發展。政府需要做的是培養環境，提供條件，鼓勵企業走轉型升級的道路。”
       “轉型升級勢在必行，但不能急功近利，要充分認識到這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江西省發改委規劃處處長董福長說，未來五年轉型升級須穩步推進，不能為了政績就不顧客觀規律追求速成。
       “發展永無止境，改革永無止境，經濟轉型升級不可能一勞永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表示，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著力提升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組合驅動，轉向更多地依靠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