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造成沖擊,中央已經明確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市場上圍繞積極政策的討論頗多,部分地區推出的重點項目投資清單,投資額加總高達幾十萬億元,進一步炒熱了基建、新基建等話題。
為了對沖疫情影響,是否要出臺類似2008年的大規模刺激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如何更加積極有為,穩健貨幣政策如何實現更加靈活適度?在推動經濟復蘇的同時如何平衡物價、資產泡沫、政府債務壓力等副作用?
近期,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組織內外部專家,針對“疫情背景下的經濟增長與宏觀政策”展開聯合研究。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創立于2006年,依托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優秀研究力量,同時邀請其他知名研究機構的宏觀經濟專家,聚焦中國宏觀經濟動態研究和前沿性重大經濟問題研究,定期發布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及月度數據分析報告。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要完成2020年既定經濟社會目標,面對疫情沖擊,各方專家均認為政策力度需要加大。但在政策著力點的選擇上,各方觀點存在分歧。
任澤平認為,有必要實施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劉元春則認為,疫情對經濟影響如何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推動經濟秩序常態化運行,才是當務之急。
大規模基建之辯
近期,部分省份陸續公布其2020年重點項目投資計劃清單,除了制造業等產業項目,基建項目是重要組成部分,這本是各地政府常規動作之一。受疫情影響,部分省份還有針對性地推出了醫院、公共衛生等補短板項目。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穩定經濟社會運行重點工作。會議明確提到,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上述部分地區的項目投資總額達超過20萬億。加上中央對新基建的強調,一時間圍繞基建、新基建的市場討論升溫,資本市場上相關個股備受追捧。
這場前所未有的疫情,對我國經濟會帶來什么影響,更大力度的宏觀政策該如何施策?專家普遍認為,疫情只會帶來短期沖擊,不會改變中國中長期向好的趨勢。
但在當前經濟政策著力點方面,專家觀點分歧頗大。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認為,疫情對一季度經濟影響有很大不確定性,不宜過早判斷當前經濟形勢。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應在于有序展開復工復產,使經濟循環盡快常態化,不宜在經濟社會秩序沒有常態化之前展開大規模的經濟擴張計劃。
劉元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從部分機構的分析來看,疫情對一季度經濟有多大影響,市場目前缺乏共識。部分悲觀的判斷認為一季度經濟會出現負增長,樂觀的判斷認為能有5%的增速。不同的機構用抽樣調查、高頻數據、大數據等,看到中國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狀況差異很大,但都難以反映經濟全貌。隨著疫情在世界范圍的蔓延,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有高度不確定性。
“設計一個能夠應對未來不確定性沖擊、富有彈性的擴張方案,是比較重要的。”劉元春表示,假如一季度經濟增速處在2%-3%區間,為了實現全年經濟5.6%-6%的增長,可以以“3萬億減稅降費+2萬億基建擴展”為基礎,來設計可行的政策彈性區間。
其中,3萬億減稅降費,主要瞄準短期疫情救助和經濟循環的常態化,核心落腳點在于疫情阻擊戰所發生的各項財政支出、復工復產所采取的各項補貼和稅費減免、2019年底計劃的減稅降費項目。2萬億基建擴展,體現的中期導向包括以5G和大數據中心為重點的新基建、現代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全面脫貧的扶持政策、教育等新型民生工程、促進新型消費等。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的團隊則認為,此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大于2003年非典,但時間可能更短,具體影響大小取決于疫情持續時間和政策對沖力度。當前應兼顧應對疫情和長期改革,推出幾項具有破冰效應、釋放重大信號、能夠提振各方信心的關鍵舉措。
任澤平建議,提前推出儲備項目。疫情后實施大規模的基建,把受疫情沖擊砸的坑填上。尤其對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區域中心城市進行適當超前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行業投資,以刺激需求、穩定就業,完善基礎設施,提升中國制造競爭力,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
“大規模基建可對沖經濟下行壓力,而且當前大宗商品價格和融資成本低,進行基建成本低。從歷史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增發特別國債加強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推出以基建為核心的4萬億投資。盡管當時爭議很大、批評很多,但現在看來意義重大,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提升了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任澤平說。
財政政策如何發力
在當前疫情防控工作中,財政政策無疑是重要的發力點。
無論是肺炎患者的救治費用、醫護人員的薪酬補貼、醫療物資設備購置等,財政需要承擔保障職責。不僅如此,疫情沖擊正常經濟運行,部分企業運營困難,能貢獻的稅收收入隨之減少,加上紓困企業出臺的稅費減免、稅款緩繳政策等,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平衡壓力。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主要成員陳彥斌表示,隨著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財政整體上面臨減收增支壓力,財政運行處于“緊平衡”狀態。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政府部門債務也在不斷攀升。
陳彥斌認為,當前財政政策不宜過多關注去杠桿等結構性目標,而應將維持經濟穩定作為首位目標。作為逆周期調節工具的財政政策不應該畏手畏腳,應該加力提效,讓“緊平衡”下有限的財政資源發揮更大的作用。
陳彥斌的具體政策建議包括,提高2020年赤字率、減免部分特定行業和企業稅費負擔、提高財政政策效率等。將2020年的赤字率提高至3%或更高的水平,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此次疫情沖擊下的財政收支壓力,也能為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提供空間。在既有稅收優惠政策基礎上,還應針對性地出臺更多減稅降費政策,幫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在降稅的同時,避免非稅收入的升高,切實降低宏觀稅負,這樣才能更好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以更小的代價穩定經濟增長。
除了推進大規模基建投資,任澤平團隊另一項核心政策建議在于,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建議繼續下調社保繳費率3個百分點,其中養老、醫療保險繳費率分別下調1和2個百分點。下調企業所得稅稅率至21%,以此直接增加企業利潤,且使減稅普惠化,惠及民營和中小企業。
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伍戈表示,在經濟下行風險加大和財政收支承壓的背景下,為積極對沖疫情影響,要繼續推行有針對的財稅政策,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把握重點領域的同時要注意防范風險,充分利用專項債等政策工具。
“當前,地方政府賣地收入銳減,企業稅收也呈現下滑態勢,而防疫和托底經濟對財政有急迫需求,財政收支缺口問題或將凸顯。鑒于專項債是專款專用的債務,不計入財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靈活的優勢,建議未來進一步擴大專項債的發行和使用。”伍戈表示。
伍戈還表示,需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建議落實零基預算理念,重視評估重大項目的財政可承受能力,削減非必要、非重點項目支出,壓縮一般性支出。地區結構上,應向地方財政收支矛盾突出和收入嚴重放緩的地區傾斜,保障基層財政運轉。
貨幣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面對疫情沖擊,貨幣政策也在主動作為。
貨幣政策通過降準、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等多種手段釋放流動性,同時引導市場利率下行。比如針對疫情防控的關鍵醫療物資生產等企業,央行聯合財政部推出專項再貸款資金,支持這些企業獲得低息貸款資金,以支持產能擴大。同時,針對中小企業償債困難的問題,允許貸款展期,以減輕企業融資成本。
伍戈表示,為應對疫情沖擊,貨幣政策應該堅持“穩健略寬松”的取向。據測算,如要實現既定的GDP“翻番”目標,今年經濟增速需達到5.5%左右。在一季度各行業普遍遭受疫情影響的情況下,需要寬松貨幣政策為之“護航”。疫情對民營和中小企業影響較為明顯,而其是吸納就業的重要力量。因此,在疫情可能會對就業情況造成較大沖擊的情況下,應該采取穩健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穩企業和穩就業。
穩健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但也需避免“大水漫灌”。伍戈表示,貨幣寬松的幅度需要考慮對物價的影響。1月CPI物價同比大幅度上漲,預計2、3月都很可能維持高位。即便未來疫情逐漸消退,由于當前基數較高,可能要到下半年通脹才會回到較低水平。同時,貨幣過度寬松容易導致房價上漲。為避免重走刺激房地產的彎路,需堅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過量流動性推動房價上漲。
針對疫情對不同行業和企業影響不同,伍戈認為要堅持定向調控、精準調控。伍戈表示,對于受創最大的服務業等行業,通過定向降準、專項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有效降低其融資成本;對于中小企業,可考慮根據不同地區疫情情況,對已發放貸款采取自動展期和下調放貸利率等措施,減少企業融資壓力。
陳彥斌在肯定貨幣政策反應及時主動的同時,也指出目前資金“脫實向虛”進入金融市場“空轉”的問題有再度顯現的跡象。因此,應該盡快疏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渠道,否則貨幣政策不僅難以起到穩增長、穩就業等作用,還可能帶來金融市場泡沫化風險。
陳彥斌認為,要加強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作用,給予公眾信心和穩定的預期,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的恢復。但要加強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的協調配合,降低資金“脫實向虛”的傾向,發揮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的結構引導作用,推動資金更好地流入實體經濟。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破除經濟與金融體制上的扭曲,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步伐,才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與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率的根本之道。
“可以適度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特定區域、特定行業、特定群體的扶持。但這只能作為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不能長期化、常態化使用。貨幣政策終歸是總量型政策,過度使用結構性工具,會導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產生扭曲,降低調控效率。”陳彥斌指出。
大規模刺激理由不充分
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內需潛力巨大。政策工具箱充足,政策調控空間仍大。但部分短期對沖政策是有成本代價的,比如中央反復強調的“房住不炒”,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手段,就是對過去經驗的吸取。
“當前很多建議認為要實施類似2008年的經濟刺激計劃。但是疫情沖擊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有本質差別,疫情沖擊是短期的,疫情后經濟運行會恢復常態化,因而采取大規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劉元春表示,過度積極的財政政策,會導致政府債務和宏觀杠桿率大幅度上升,這會成為導致金融風險的核心根源。在經濟循環還沒有恢復的階段,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難以流入實體經濟,反而會大規模進入金融市場,可能帶來資產泡沫化風險。后續可能引發金融市場的大幅度回調,這會妨礙疫情后經濟的有序恢復。
任澤平則認為,當前需要兼顧疫情防控與恢復生產,警惕各地防控疫情“一刀切、層層加碼”的現象。
任澤平表示,一些疫情較輕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嚴重地區的措施,采取各種過度限制措施,不能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沒有兜底預案、企業買單的情況下,將疫情防控措施無限擴大化,經濟發展基本停滯,本質上是懶政怠政、不擔責的表現。對疫情的“一刀切、層層加碼”式防控,打亂經濟運行秩序,給企業、各行業、產業鏈、社會穩定帶來嚴峻壓力。要杜絕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懶政怠政之實,簡單粗暴的方式限制企業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