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國各地數字經濟產業的布局往往聚焦于數字化基礎支撐產業的布局。然而，如何通過數字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特別是制造業，實現數字空間和物理空間的融合，形成新的數字化產業，既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重點環節，也是難點所在。同時，數字化轉型對制造業來說尤其重要。突破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瓶頸，重要意義堪比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插上電”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連上網”。從城市發展的角度來說，誰先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方面取得進展，就能真正推動城市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在全國乃至全球的制造業鏈條中迅速占據“高地”，實現整體城市發展的“彎道超車”，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動能。

　　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

　　解構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的過程，分析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能否在前端進行有力的引領和指導。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這場顛覆中，企業是最重要的主體。能否在前端有力地引領和指導企業，讓企業正確認知并主動擁抱數字化，是成功推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前提。

　　二是能否準確對接行業的痛點和需求。當前，存在大多數方案解決商懂技術不懂行業，或者懂行業不懂技術的供給側失衡問題。這就急切需要數字供應商，遵循市場需求，找準各行業數字化轉型的突破口，要能精準地對接行業的痛點和需求。針對不同的行業，精準施策，制定專項方案，尤為重要。

　　三是能否匯聚多方資源形成合力。當前，數字產業的發展，還處于政府主導為主的發展階段，社會、資本的力量尚顯不足，導致推進困難、過程緩慢。要快速推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就要充分吸納社會各方特別是金融、人才等力量參與、形成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合力，集中多方力量攻堅克難。

　　四是能否有力保障數據信息的安全。工業數據涵蓋設備、產品、運營、用戶等多個方面，涉及機密數據、核心專利技術等敏感信息，在采集、存儲和應用過程中一旦泄露，會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甚至會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大局。因此，關于數據安全方面的問題和挑戰是當前推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基礎問題。

　　廣州市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推進路徑

　　應將工業互聯網作為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大循環的重要舉措，進行一系列工作探索和實踐。從加快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出發，在政策引導、戰略任務分解、產業聚焦引領等方面取得突破，建議如下：

　　一是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頂層設計。包括《廣州市工業互聯網產業創新工程實施方案》《發布工業互聯網平臺和服務商推進目錄》《廣州市制造業工業互聯網規劃》《廣州市數字經濟人才發展行動計劃》等方面的內容。對未來十年內廣州市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戰略和實施步驟進行統籌安排，對各制造業行業的特征、需求、轉型升級的路徑進行分類研究，明確其在未來的工業互聯網中所處的節點和作用。對重點行業，一行一策，制定廣州重點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政策方案和實操計劃。

　　二是完成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戰略任務的解構。包括建立以標識解析和5G為代表的工業互聯網網絡體系；打造技術多樣、主體多元的平臺集群；推動工業互聯網安全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規劃實施；完善工業互聯網產業業態；營造更加開放的國際國內交流環境等。

　　三是重點打造優勢傳統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產業集群。以黃埔、花都、番禺和白云四區，作為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重點區域，各區選擇數字化轉型具有強烈需求的重點產業，以產業集群方式推動轉型，根據各區優勢產業集群的發育情況，有針對性地扶持專業平臺、工業互聯網方案解決商的成長。

　　四是健全對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資金扶持體系。建立針對全行業、全領域、階梯式、分階段、分重點、分規模、激勵式的補貼體系。重點加大對專業型制造業平臺的培育，加大對尚處于試驗驗證階段的工業互聯網平臺的資金扶持。支持平臺建設初期的基礎性工作，對服務商為企業提供數據采集、存儲、整理、分析、發掘、展現和應用服務的，可按照銷售總額予以補貼。加大對小微制造企業的基礎性和公益性扶持力度。多使用“免費”“優惠”的手段，鼓勵引導小微制造業、個人設計師等使用平臺。由政府主導設立“廣州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發展”基金，通過政府資金撬動社會資本的參與，實現收益共享，推動數字化轉型。探索“云服務商+銀行”合作模式，建立多方收益共享機制。支持工業互聯網平臺商、服務商與銀行、保險、融資設備租賃等金融機構建立收益共享機制，開展基于平臺工業大數據的新型金融服務試點示范。

　　五是加快技術和人才供給，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技術的創新，尤其是要加強核心數字技術的攻關，推進數字技術的原創性研發和融合性創新。充分發揮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作用，聚焦未來數字化發展方向，培育建設相關的優勢學科和專業，加強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基礎研究，開展校企合作定向培養數字技術人才。同時，大力引進頂尖技術人才。依托人才資源，建立數字技術高效供給體系，推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

　　（作者系廣州市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