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史為鑒，回顧了2018-2019年特朗普在任期間加征關稅的歷程、影響及應對，并基于歷史經驗評估了可能到來的2.0版本關稅的影響。

       1.0關稅加征歷程： 2018-2019年共發布四輪301關稅清單，美國自華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上漲6.2倍至19.3%。第一、二輪清單主要針對高新技術產品，第三、四輪清單廣泛涉及中間品、資本品和消費品。

       1.0關稅的短期影響： 加征前借清單公布到落地生效的時間差“搶出口”，加征后雙邊貿易受損，替代效應對單邊貿易形成支撐，美國進口和中國出口雙雙上漲。

       1.0關稅的長期影響： 美國對華的直接依賴度下滑，但我國借助“貿易轉移+出海”提升了美國對華間接依賴度，同時，出口結構轉型升級、貿易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了外貿新活力，我國出口占全球比重不降反升。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的兩大目標——改善貿易失衡和推動制造業回流均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拖累了經濟增長。

       2.0關稅的新主張： 范圍更廣、打擊力度更強，對所有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征收10%或20%的全面關稅；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至少征收60%關稅；對中國在美國“廣泛資產”的所有權制定新的限制措施。美國的平均關稅將從2023年的2.3%躍升至17%，達到美國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關稅水平。

       2.0關稅的預期影響： 對美國而言或得不償失，即使考慮以進口關稅替代企業所得稅，也難以彌補加征關稅對企業造成的收入損失。預計加征關稅將拖累我國出口下滑3%，高技術行業首當其沖，對美出口依賴度更高的產品受沖擊更大。

       如何應對2.0關稅： 為應對可能到來的更嚴峻且更持久的貿易摩擦，我國可參考上輪經驗：短期，搶出口＋關稅豁免；中期，出口轉移+產業轉移；長期，以擴內需抵御外部不確定性。

       美國大選結果落定，特朗普明年將再次入主白宮。特朗普上臺后大概率將落實其反復提及的全面關稅政策，即對美國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20%的關稅，對中國商品征收至少60%的關稅。通過回顧2018-2019年特朗普在任期間加征關稅的歷程、影響及應對，能夠為評估可能到來的2.0版本關稅提供有益啟示。

       一、2018-2019年加征關稅歷程簡要復盤

       特朗普于2017年上任，同年8月基于《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對華發起調查，2018-2019年先后公布四輪301關稅清單。清單一：2018年7月，對從中國進口的價值約34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關稅；清單二：2018年8月，對價值16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清單三：2018年9月，對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征收10%的關稅，2019年6月，將關稅稅率提高到25%；清單四A：2019年9月，對1020億美元進口商品征收15%的關稅，在2020年2月中美第一階段協議實施后將關稅降至7.5%。原計劃于2019年12月實施的1600億美元4B清單在中美宣布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后取消。清單實施后，美國自華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高達19.3%，是2017年加征關稅前（3.1%）的6.2倍。

      第一、二輪清單主要針對高新技術產品，第三、四輪清單廣泛涉及中間品、資本品和消費品。前兩輪加稅主要針對我國制造強國行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中提到的高新技術產品：主要涉及通用機械、專用設備、電子產品、汽車、家電、通信設備、醫療器械、航空設備、化工、鋼鐵等。后兩輪清單商品涉及面較廣，除了中間品和資本品之外，還涵蓋了紡織服裝、箱包家具、食品飲料、農林牧漁等消費品。未加征關稅的商品主要分布在消費品領域，以減輕對消費者的影響，包括部分農產品、消費電子產品、醫療設備和藥品、環保產品、基礎設施材料等。

       二、關稅1.0的短期影響：加征前搶出口，加征后雙邊貿易受損、單邊貿易不降反增

       考慮到2020年新冠疫情對全球貿易的沖擊已遠超加征關稅的影響，且在此期間美國為保障國內生產、保護消費者利益采取臨時性的關稅排除政策，在分析加征關稅的短期影響時，將時間區間劃定為2018-2019年。

       加征關稅前有“搶出口”現象。清單一和清單二均出現了明顯的“搶出口”現象，兩項清單于2018年3月公布，并先后于7月、8月落地生效，前后時間差為搶出口創造了條件。美國自華和自其他國家進口清單一商品的走勢于3月出現分化，3-6月自華進口月均增速達12.1%，高于自其他國家進口增速3.8%，且5、6月單月自華進口規模創歷史新高。清單二進口商品走勢同樣在3月發生背離，3-7月自華進口、自別國進口月均增速分別為25.3%、8.8%，7、8月單月進口創歷史新高。清單三于2018年7月公布，9月生效。由于初期加征關稅幅度相對較低，關稅生效后美國自華進口回落速度較慢，但在12月圣誕節備貨需求帶動下大幅反彈。清單四于2019年5月公布，9月正式落地，在此期間美國自華進口增速較自別國進口增速高出4個百分點。

       加征關稅后，雙邊貿易受損。美國自中國進口規模由2017年5052億美元下滑至2019年4491億美元，降幅達11.1%；自中國進口份額由2017年的22%下降至2019年的18%。關稅加征幅度越高對雙邊貿易的沖擊越明顯，清單一至清單三的關稅稅率為25%，清單四關稅稅率為15%，故前者受影響更大：清單一進口由321億美元下滑至224億美元，降幅為30%；清單二進口由138億美元下滑至90億美元，降幅為35.2%；清單三進口由1886億美元下滑至1436億美元，降幅為23.9%；清單四僅小幅下跌2.3%。

       替代效應對單邊貿易形成支撐。美國自華進口大幅下滑的同時，2019年進口總額反而較2017年增長7%，源自于對墨西哥、加拿大、東盟、歐盟等其他貿易伙伴國進口增長11%。我國亦在對美出口下滑之際錄得出口總額10.4%的高增長，與此同時，我國出口占全球比重上升0.4個百分點至13.1%，主要支撐力來自于對東盟、拉美等地區的出口高增長。美國進口增長地區與我國出口增長國家高度重合，如墨西哥、加拿大、越南等，意味著這些國家大概率是中國商品通過轉口貿易、簡單加工貼牌等方式繞道進入美國的中轉站。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在短期內并未實現降低美國對中國商品依賴的目的，僅僅增加了商品由中國輸出到美國的環節和成本。

       人民幣匯率貶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加征關稅的影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2017年末的6.51貶至2019年末的6.96，貶值幅度超過6%。人民幣貶值意味著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價減量增對我國商品出口形成一定支撐。

       三、關稅1.0對我國出口的長期影響有限

       當前階段，我國不僅走出了上輪貿易摩擦的陰霾，貿易大國地位反而更加穩固。2018-2023年，我國對美出口占比由19.2%下滑至14.8%，期間僅2020年占比有所回升；我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由12.7%上升至14.1%，盡管低于2020-2022年疫情期間，但仍顯著高于中美貿易摩擦之前。

       美國對華進口商品的直接依賴度削弱。以美國自華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衡量對華依賴度，除動植物油占比由2017年0.8%提高至2023年5.3%之外，其他大類商品占比全面下滑，主要呈現以下特征：勞動密集型消費品降幅最大，過去占比最高的皮革皮毛由53.9%降至22.8%，跌幅過半，鞋帽制品占比由58.6%降至41.6%，紡織原料占比由35.8%跌至25%，木制品由21.1%跌至9.5%；對華裝備制造產品的依賴度亦明顯削弱，機械設備占比由32.2%降至18.7%，電器設備占比由42.2%降至27.3%；塑料橡膠、賤金屬、儀器儀表、木漿制品等降幅相對較小，占比仍維持在10%-20%區間內。

       “貿易轉移+出海”提升美國對華間接依賴度。美國對華貿易的下降幅度可能并沒有雙邊數據顯示的那么嚴重，主要原因在于為了規避關稅帶來的高成本，中資跨國企業將生產線轉移至美國近岸或友岸，自國內進口原材料或中間品，再將加工后的產品出口至美國。例如，將墨西哥視為機械設備、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的生產地及中轉國，將輕工制品、電氣設備、機械設備等生產線轉移至越南等東南亞國家。2018年以來我國對東南亞、墨西哥的出口高增長與美國自這些國家進口高增長相呼應。

       以產業升級帶動出口結構轉型升級。在以勞動密集型低端制造業為主的生產線遷移到海外的同時，伴隨著國內產業升級，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已成為我國新的出口增長點，代表性產品包括“新三樣”、運輸設備、電子設備。新三樣是近年來我國出口增速最快的領域，2020-2024年，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年均增速達162.9%、46.4%、21.3%。運輸設備中，船舶在2020-2024年錄得年均增速29.2%，2024年增速更是高達85.8%，是本年度出口增速最快的商品。電子設備中的電腦、集成電路在2020-2024年分別增長7.5%、11.3%。

       體制機制改革激發外貿新活力。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鼓吹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我國堅定走貿易自由化改革之路。對內建立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對外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3.0建設，深化RCEP合作。貿易自由化改革頗具成效，截至今年9月，依托于自貿區的保稅場所與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出口占比已達到10.3%，對東盟出口占比達到16.2%，較2017年提高3.9個百分點。

       四、關稅1.0未達到美國預期效果

       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的兩大目標分別是改善貿易失衡和推動制造業回流。就改善貿易失衡目標而言，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確有所收窄，由2017年的3752億美元縮小至2023年的2791億美元，但整體貿易逆差卻持續攀升，由5169億美元擴大至7849億美元。加征關稅不僅未能緩解貿易赤字問題反而起到反效果，這固然與疫情期間全球高通脹、美國財政刺激消費有關，進口替代帶來的貿易成本增加可能也是關鍵原因之一，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美國進口價格指數已由2017年底99.5上漲至今年9月份的109.3。

       制造業回流雖取得一定成效，但加征關稅的效果存疑。美國制造業就業數據顯示，若剔除2020-2021年新冠疫情擾動，2018-2023年制造業就業年均增長約290萬人。外商直接投資數據顯示，2018年以來美國FDI年均增長6.6%。分行業看，以高技術行業吸引外資為主，電器設備、計算機及電子產品、運輸設備FDI年均增速分別達15.2%、13.8%、13.1%。不過，芯片法案、基建法案、通脹法案帶來的政策激勵，俄烏沖突導致的歐盟產業鏈外遷，以及拜登對華科技行業的限制政策才是美國制造業回流的最主要原因，加征關稅的影響可能有限。有研究表明，受到關稅政策保護的行業產值增加帶來的積極影響被成本上升和報復性關稅的負面影響所抵消，反而導致制造業就業崗位凈減少（Flaaen & Pierce，2019）。

       整體而言，關稅1.0對美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弊大于利。經濟學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可以提高經濟產出和收入水平，而貿易壁壘則會降低經濟產出和收入。關稅對經濟產出的影響機制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提高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成本，從而提高使用這些投入的商品的價格，減少私營部門的產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的收入下降；二是關稅導致的消費者價格上漲將降低勞動力和資本收入的稅后價值，激勵美國人減少工作和投資，從而導致產出下降。

       上述理論觀點得到了大量的證據支持：美國稅收基金研究發現，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這一行為相當于向美國人民征收了近800億美元的新稅，這是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增稅之一。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一項研究表明，關稅并沒有降低中國商品的稅前進口價格，導致美國進口商以稅后價格上漲的形式承擔了全部進口關稅負擔，由此給購買進口商品的美國消費者和企業造成的損失為510億美元，占GDP比重為0.27%。在計入關稅收入和國內生產商的收益后，實際收入損失總額為72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0.04%。

       五、如何看待特朗普關稅2.0主張？

       （一）特朗普關稅2.0的主要內容

       若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大概率將落實其更為激進的“全關稅”主張，并尋求與中國的戰略性脫鉤：

       一是對所有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征收10%或20%的全面關稅；

       二是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至少征收60%關稅，對從墨西哥進口的中國汽車征收200%關稅，四年內逐步全面禁止電子產品、鋼鐵和藥品等關鍵類別的中國制造商品進口；

       三是對中國在美國“廣泛資產”的所有權制定新的限制措施，阻止美國公司在中國投資，近期美國已公布一項限制美國企業和個人對中國半導體、量子力學、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領域投資的措施，與特朗普主張一致。

       若最終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60%的關稅，對全球其他國家的商品征收10%的關稅，按進口價值加權計算，美國的平均關稅將從2023年的2.3%躍升至17%，達到美國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關稅水平。

       （二）關稅2.0對美國而言得不償失

       特朗普將關稅描述為一種多用途工具，包括可以懲罰其他國家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阻止美國公司遷往海外，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來減少聯邦赤字。不過，實際效果可能會大打折扣。加征關稅不僅不會促使對手國家降低對美進口關稅，反而會引發報復性關稅，我國在上輪貿易摩擦中采取對等反制措施，導致對美進口關稅已由2017年的8%上漲至21%。

       即使考慮以進口關稅替代企業所得稅，也難以彌補加征關稅對企業造成的收入損失。以2023年美國進口金額計，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10%的普遍關稅將增加企業稅收3100億美元，單獨對中國商品加征60%關稅將增加企業稅收2100億美元，意味著企業將繳納5200億美元的關稅，是加征關稅前的6.5倍。若特朗普履行承諾將企業所得稅稅率由21%降至15%，每年僅能減少1000億美元左右的企業所得稅負擔，遠不及5200億美元的關稅。盡管關稅確能增加聯邦政府收入，但若考慮企業避稅逃稅、進口收縮以及消費者收入下降，政府實際增加的關稅收入也將大打折扣。

       前文已就關稅1.0討論了關稅可能通過多種途徑損害美國的經濟產出，此處不再贅述。據摩根士丹利估計，若目前正在討論中的所有關稅措施落地，可能會對美國實際GDP增長造成1.4個百分點的遲滯性拖累，并推動通脹進一步上升0.9個百分點。

       （三）預計關稅2.0將對我國出口產生較大沖擊

       相較于關稅1.0版本，未來新一輪關稅政策的范圍更廣、力度更大：一是我國商品出口至美國將面臨超過目前3倍的高關稅稅率，價格競爭力將嚴重受損；二是若加大對我國轉口貿易等監管漏洞的圍堵，通過美國近岸或友岸輸出商品的方式也將面臨一定阻礙；三是限制范圍由貿易擴大至投資將加速美國制造業回流，未來美國進口需求或持續下滑；四是加大力度打擊我國先進技術產業的對外經濟合作，我國產業升級或難以汲取外部力量。

       從總額看，預計加征關稅將拖累我國出口下滑3%。以2018-2019年的歷史數據進行經驗外推，在加征關稅后的2019年，美國自華進口較2017年下滑11.1%，進口關稅由3.1%提高至21%，由此計算出關稅的進口彈性約為-0.62%，即關稅每提高1%美國自華進口下跌0.62%。若關稅由現行的19%提高至60%，美國自華進口將減少25.4%，導致我國出口總額下滑3%左右，GDP總額下滑0.6%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本測算未考慮通過轉口貿易出口至美國等情形，關稅對出口的實際影響可能弱于-3%。

       從行業看，高技術行業首當其沖，對美出口依賴度更高的產品受沖擊更大。在上輪貿易摩擦中，加征關稅分四批進行，前兩批關稅清單主要涉及高技術產品，后兩批涵蓋了更多低級制成品和消費品。預計新一輪關稅也會分批次進行，高技術產品同樣排在首位。考慮到新一輪關稅無差別攻擊的特點，預計對美依賴度較高的出口商品受影響更大。以2023年我國對美出口占對全球出口之比衡量出口依賴度，數據顯示，服裝紡織類（包括羽毛制品、地毯、帽類、編結材料制品、針織服裝、鞋靴、皮革制品等）、農林產品類（包括煙草、動植物油、植物液、印刷品、木制品、紙制品等）、家居類（包括玩具、運動品、藥品、樂器、家具、雨傘等）、金屬礦產品（包括賤金屬制品、鋅制品、玻璃制品、鋼鐵制品等）、高技術產品（武器彈藥、機械器具、精密儀器、電氣設備、航空器等）以及跨境電商出口產品更易遭關稅沖擊。

       （四）多措并舉應對貿易風險

       為應對可能到來的更嚴峻且更持久的貿易摩擦，我國可參考上輪經驗：短期，搶出口＋關稅豁免。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的主要依據是301條款，根據美國的法定程序，301調查需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起，從調查啟動到最終采取行動可能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即使特朗普上任后立刻啟動調查，關稅也很難在明年落地。不過，關稅清單可能會在明年年內公布，出口企業可借助從清單公布到落地生效之間的時間差提前搶出口，2025年我國對美出口規模大概率增長，加征關稅的影響會在2026年開始顯現。此外，為了緩解對國內進口商和消費者的影響，美國允許企業提交關稅豁免申請，短期有助于減輕對雙邊貿易的沖擊。

       中期，出口轉移+產業轉移。在美國消費需求保持強勁、制造業回流速度偏慢的背景下，美國在減少對華進口的同時必然提高對墨西哥、加拿大、東盟等區域的進口，故轉口貿易依舊是我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重要方式。近年來，中資企業出海之勢強勁，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穩居全球前三位，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為開展轉口貿易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此外，隨著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潛力逐步釋放，對我國商品的進口需求將穩步提升，需持續加強與東盟、非洲、歐洲等“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的經貿合作，積極拓展對外貿易朋友圈。

       長期，以擴內需抵御外部不確定性。美國并非外部風險的唯一來源，墨西哥、加拿大、歐盟等美國盟友亦高筑關稅壁壘，貿易摩擦呈多點爆發之勢，貿易保護主義或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西方發達國家對華政策的主旋律。擴內需是從根本上抵御外部沖擊的必經之路，我國擁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龐大的人口優勢，擴內需的潛力巨大。近期出臺的貨幣政策、房地產政策、財政政策、資本市場政策等一攬子擴內需舉措已初見成效，未來政策端仍需持續發力、久久為功，以穩定增長的內需抵御外需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