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球經濟仍然居于危機之后的緩慢復蘇階段，但是與以往年份相比，全球經濟形勢主要呈現出以下四個特征。

　　（一）前所未有的“雙失靈”困境制約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步伐

　　2008年全球經濟的衰退是美國金融市場泡沫破滅的必然結果，而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勢頭的減弱則更為明顯地表現為各國反危機政策效應的下降。

　　在歐元區，成員國對商業銀行的危機救助，導致政府主權債務率不斷攀升，引起主權債務信用危機，而這一危機反過來會進一步惡化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而引起新一輪的銀行危機。如此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使得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不斷發酵，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風險來源。

　　在美國，在2008年經濟刺激計劃之后，盡管經濟增長步入了復蘇軌道，但是失業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相反還呈現出了失業現象長期化的趨勢，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所需要采取的進一步刺激手段卻遇到了國債上限的制約。

　　同樣，2012年日本經濟雖然增速尚可，但是從2011年以來，經濟增長的季度波動仍然較大。日本經濟增長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災后重建及消費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動力正在消失。事實上，2011年日本地震以來，日本政府已經出臺和準備出臺的補充預算支出總數已達22.5萬億日元。如此巨大的政府支出，并沒有穩定日本國內消費和投資的增長。相反，這還限制了日本政府進一步的經濟刺激空間。

　　發達國家的財政狀況面臨著主權債務危機和財政“懸崖”挑戰。在貨幣政策上，發達國家也同樣在實施進一步擴張性政策。美聯儲在2012年9月出臺了QE3；歐洲央行在2012年2月實施了第二輪的LTRO，9月又推出了沒有規模和時間限制的OMT，它被認為是歐洲版的量化寬松型的貨幣政策；日本央行也在2012年9月宣布增持日本國債，釋放出了10萬億日元的流動性。持續的量化寬松型的貨幣政策，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利率處于極低的水平。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發達國家的財政貨幣政策，非但沒能確保經濟步入穩定的復蘇軌道。相反，進一步運用刺激手段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因此，與2008年的增長放緩相比，盡管2012年世界經濟從增長速度上看并沒有出現總體上的衰退，但是，從增長的動力源(600405,股吧)上看，世界經濟正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雙失靈”困境——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二）全球經濟再平衡與世界經濟增長目標的沖突開始凸顯

　　在經歷金融危機的四年之后，人們逐漸在危機的原因認識上形成共識，認為全球經濟失衡背景下的儲蓄過剩所帶來的利率下降，以及消費領域美國居民需求的過度累計是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各國在采用經濟刺激政策，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經濟再平衡的重要性被不斷加以強調。但是，在過去的20年中，乃至更長的歷史時期中，無論是中心國家的“大緩和”現象，還是外圍國家的增長“奇跡”，全球經濟失衡均是其經濟增長的實現途徑。因此，調整全球經濟失衡的增長模式，就一國國內的宏觀政策而言，必然與反危機政策的經濟增長目標相沖突。

　　從國別間再平衡政策的實施情況來看，二者之間理論上的潛在沖突在2012年已經轉化為現實的沖突。從當前的經濟政策實踐來看，在危機后各種再平衡手段的實施過程中，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略有改善。美國經常性賬戶的逆差占GDP的比例已從2006年的6%減少到2012年的3.1%。以中國為代表的順差國的經常性賬戶與GDP的比例也都有所下降。亞洲發展中國家（不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作為整體，經常性賬戶的順差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最高值6.6%，下降到了2012年的0.9%。但是，在貿易失衡程度降低的過程中，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放緩。

　　（三）從貿易保護延伸到經濟安全的保護

　　2008年危機之后，“以鄰為壑”的對外經濟政策依然延續至2012年。但在2012年，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延伸到對國民經濟安全的保護。

　　2010年以來，美國打著經濟安全的旗號，實行投資保護主義。為了支持國內制造業的復興，美國頻繁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外來投資設置各種障礙。一度不受人關注的機構——海外投資審查委員會，在奧巴馬政府任內顯得格外活躍。通過這些措施，美國一方面對國內相關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國內高科技技術的對外流失。

　　2012年全球經濟還存在著另外一種保護主義的傾向。即，在發達經濟體的“雙失靈”現象以及全球經濟再平衡與世界經濟增長目標相互沖突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為了避免發達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外溢效應，采取一些應對策略。這種應對策略，在宏觀層面通常表現為政府對金融開放程度以及匯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態度會越發謹慎；在微觀層面，則表現為對傳統產業投資的支持力度下降，而對新興行業的研發扶植政策又缺乏信心。

　　（四）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出現內生性下滑

　　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國內需求的下降以及外部融資環境的惡化是造成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2012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并不能完全由發達國家消費需求的下降和外部融資的條件惡化來解釋。這是因為：

　　（1）面對外部需求沖擊，一些長期擁有貿易順差的外圍國家，是通過國內的財政刺激或產業結構的升級來替代外部需求，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勢頭。這種政策在2008年危機的初期階段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新興經濟的總體增長業績好于發達國家經濟體。但在同樣的外部需求不振的環境中，發展中國家總體出現了經濟增長勢頭的下滑。這一現象至少說明：第一，發展中國家財政刺激的效應也是有限的；第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過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中不僅失去了以往的經濟增長動力，同時也失去了投資的方向，經濟增長停滯出現了內生性特征。

　　（2）在新興市場體之間，經濟增長停滯的原因也出現了差異。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從原來的貧窮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進入到由中等收入國家向富裕國家的轉變的發展階段，在這兩個不同階段中，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有差異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會由總量目標向質量目標轉移。俄羅斯的經濟下滑則與石油價格的下降有關，拉美一些國家增長面臨的問題則與中國經濟增速的調整有關。

　　（3）2012年，全球并沒有出現IMF曾經預測的流動性緊縮的現象，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利率仍然處于極低的水平。但是，全球的資本流動特別是FDI卻出現了異常變動，追求高收益的國際資本并沒有向人們所預期的那樣涌入新興工業經濟體。這同樣說明，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也出現了內生的不確定性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