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凸顯中國經濟的短板效應。近幾年，由于勞動力、資金、原材料、土地和資源環境成本不斷攀升，人民幣處于單邊升值通道。我國已經逐步告別低成本時代，這對于依賴“成本驅動”，以及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的中小企業而言，做實業變得越來越難。特別是面對著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新趨勢，中小企業更是面臨新一輪的沖擊。

       事實上，中小企業感到“實業難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制造業利潤被成本上漲因素抵消殆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其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占比持續上升，這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證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但這一增長動力在2004年之后開始弱化。2004年前后，中國東南沿海出現了廣泛的低端勞動力供給緊張的問題。

       從趨勢性的角度來看，跨越“劉易斯”拐點之后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資源要素成本上漲，形成中小企業利潤的長期擠壓效應。2013年以來，盡管中國PPI連續18個月負增長，但中小企業成本依舊較大。

       我國中小企業承擔著高稅收負擔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從名義稅負、宏觀稅負，還是實際稅負來看，我國中小企業稅負都偏重。此外，融資成本遠高于全社會平均成本，信貸資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輕小”的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為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大型企業與傳統行業，對中小企業、民營企業信貸支持力度不足。

       全球外部競爭壓力更甚，中小企業正在遭遇全球“再工業化”下的新挑戰。國際金融危機后，美歐意識到需要改變“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重歸實體經濟愿望強烈，“再工業化”思想在美歐國家盛行，并開始啟動“去工業化”到“再工業化”的進程，而中小企業也成為美歐“再工業化”戰略實施的主要經濟載體。

       歐美政府為了增強“再工業化”戰略下中小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做了多方面努力支持中小企業出口，實行全面嚴格的貿易救濟措施。美國通過保護知識產權，向東亞、中亞、拉丁美洲、中東、非洲、俄羅斯等地派出知識產權專員，使中小企業在海外采取行動時能夠提供協助，并最終為本國中小企業自由公平進入國際市場保駕護航。

       此外，2012年以來，奧巴馬積極實施“金鑰匙”計劃，擬推動4000家中小企業進入中國。根據華南美國商會公布的年度調查報告《2012年華南地區經濟情況特別報告》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中小企業正在進入中國。而且，入駐中國的中小企業“年輕化”趨勢十分明顯。盡管美在華投資回報開始下滑，然而企業盈利率仍然保持高位，增幅達到30%以上。即便是在普遍感受到全球市場巨大壓力的2011年，在華實現盈利并且達到和超過預期的外資企業占總數的比例高達68%，比2010年進一步提高1.35個百分點。而隨著美國整體經濟步入復蘇軌道，美國中小企業涌入中國淘金有可能掀起一輪“鯰魚效應”。

       在這樣內外夾擊的困局下，政府、企業應共同發力。從短期看，政府推動中小企業可持續成長戰略，通過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的“組合拳”，降低企業宏觀稅負、資金成本、用工成本。而中長期看，在全球化倒逼機制下，中小企業必須下大力氣從R&D投入、理念創新、模式創新入手突出重圍。中國中小企業應學習發達國家經驗，更多地整合全球化資源創造新優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全球化戰略是以產品的分工為基本特征，垂直專業化分工。未來中國需要改變利用全球市場、資源的方向和方式，要“走出去”積極整合全球資源，積極發展逆向外包，吸收國外的高級生產要素，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攀升，中小企業完全可以做到“以全球來應對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