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中美關系將何去何從？我們必須認真追溯美國這一政治行為的邏輯根源。

      在國內政治話語中，中美之間的經貿往來時常被喻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但是在美國決策者眼中，它或許只是紛繁復雜的中美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且不一定總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明確的是，即使從中方的角度而言，這個壓艙石的重要性也是在后冷戰時代才開始凸顯。因此，要真正理解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原因，有必要跳出當下的貿易摩擦，從中美關系大歷史的角度思考上述問題。回溯中美關系的歷程，從1776年美國建國至今，有兩條主線貫穿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一是通過貿易促進美國國內經濟繁榮的商業夢，二是通過貿易把中國改造為一個在經濟和政治上成為美國自由帝國秩序溫順盟友的帝國夢。

      美國對華的商業夢

      中美兩國的經貿往來源遠流長。據相關史料記載，美國獨立戰爭先聲的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中北美殖民地人民倒進大西洋的茶葉便來自中國。1784年2月，一艘滿載北美特產的商船從紐約港出發，歷時半年后到達廣州港，正式翻開了中美貿易史的第一頁。這艘帆船承載了北美13個殖民地對中國的商業憧憬，因此它有一個非常詩意的名字：“中國皇后號”。

      “中國皇后號”帶回去的絲綢、茶葉、瓷器和手工藝品，讓其投資者獲得了巨額回報，但是也開創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先例。事實上，北美13個殖民地之所以發起獨立戰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英國政府推行的重商主義導致這些殖民地在與英國的貿易中處于逆差。然而，獨立之后的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極力推崇重商主義（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就是最好的代表），強調通過政府干預（如高額關稅）來實現貿易順差，達到提升美國國力的目的。

      讓美國人始料未及的是，從1784年至今，他們對中國的商業夢（更準確的說是貿易順差夢）一直停留在南柯一夢的階段。“中國皇后號”抵達中國的時候，恰逢“康乾盛世”——中國商品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結果是美國對華貿易連年赤字。從1840年開始，中國經歷了“百年恥辱”——深陷內亂與外患的中國人既無力購買美國商品，也無法安心從事商貿活動。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冷戰的原因，中美在近30年里幾乎沒有任何經貿往來。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中美貿易才慢慢走上正軌。然而，除了1973-1982期間存在小規模順差，從1983年開始迄今，美國對華貿易一直處于赤字，并且逐年迅速增加（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在2017年接近3000億美元，幾乎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一半。

      既然30多年來對華貿易都是赤字，為什么在特朗普之前沒有任何總統對中國發起如此規模的貿易戰呢？相反，正是由于美國的大力支持，中國才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真正成為全球貿易體系的一員。美國國內支持自由貿易的選民集團（如農場主和跨國公司）的強烈支持自然是中國加入WTO 的助力，但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就是美國對中國抱有的“帝國夢”。

      從商業夢到帝國夢

      由于特殊的建國背景，自由主義（liberalism）從一開始就是美國國家基因的一部分。從第一批殖民者抵達北美大陸開始，民主就成了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傳統。無論是作為一種價值觀還是作為一種政治體制，民主在《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這三個歷史性文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闡釋和體現。無論是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還是路易斯·哈茨的《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這些經典著述都圍繞著一個核心，即美式民主已經深深扎根于美國社會，成為美國人虔誠信仰的“世俗宗教”（secular religion）。伴隨著美國國力強大，美國政界逐步形成了美國天命的世界觀。美國注定有“天命”要對全世界進行“民主改造”，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世界，這個世界中美國扮演著羅馬帝國的角色。

      在這個世界觀的驅使下，美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開始在全球范圍內不遺余力地推廣美式價值觀。前蘇聯的解體則被美國認為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決定性勝利，迎來了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在后冷戰時代，面對改革開放后經濟飛速發展的中國，美國決策者最終選了接觸而不是遏制。前總統克林頓2000年3月8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場演講最好地解釋了接觸政策背后的邏輯。他說：“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只是同意進口更多我們的產品，它還將同意引進……經濟自由。中國越是開放經濟，就越能充分釋放人民的潛力——他們的主動性、想象力和非凡的進取精神。當個人不僅擁有夢想，而且擁有實現夢想的能力時，他們將需要更大的發言權”。

      這就是冷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夢想，即通過經貿關系推動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改革，最終推動中國成為日韓或者菲律賓式的 “溫順盟友”。然而，近幾年，美國國內政治精英逐漸意識到，中國在過去20多年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已經形成了與美國截然不同的中國道路，讓他們對中國的期望落空。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中國正在從各個方面積極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了嚴峻威脅。

      中美貿易的未來

      特朗普是高舉“美國夢”的大旗入主白宮的，而他的美國夢就是“讓美國重新偉大”。在他看來，美國不再偉大的標志之一就是美國對外貿易的巨額赤字，因此讓美國重新偉大就必須減少貿易赤字。對華貿易逆差幾乎占了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一半，因此特朗普的關稅大棒直指中國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落敗了，希拉里也會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嗎？換句話說，當前中美貿易爭端有多少是特朗普的個人因素造成的，有多少是美國內政外交的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如果前者更重要，那么中國就可以與特朗普展開持久戰，直到他卸任總統，同時積極動員支持對華貿易的美國政治精英和選民集團。如果后者更重要，并且貿易沖突已經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中國就必須制定新的對美戰略。

      各種跡象表明，當前貿易戰更多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而特朗普只不過是這些結構性因素的特殊載體。沒有特朗普，中美之間也多半會爆發貿易摩擦，只不過爆發的時間和形式不一定相同。

      反自由貿易是把特朗普送進白宮的右翼民粹主義的核心訴求之一。在右翼民粹主義者眼中，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國內精英縱容和包庇非法移民和少數族裔移民，他們聯手犧牲中下層白人的利益。然而，當前這一輪右翼民粹主義浪潮的始作俑者并非特朗普，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開始盛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和后物質主義。新自由主義主張減稅、自由貿易、金融去監管、減少社會福利、限制工會的權力，其結果卻是讓美國中產階級嚴重縮水，貧富懸殊惡化，而中下層白人又占美國中產階級的絕對多數。

      經濟狀況惡化，再加上大行其道的物質主義價值——文化多元主義、政治正確運動——使得中下層白人處于焦慮和恐懼之中。然而，讓他們失望和憤怒的是，政治精英更多關注的是全球化、自由貿易、少數族裔和同性戀的權利，而不是他們的切身經濟利益以及他們固守的價值觀。借用一位美國學者的話來說，在中下層白人眼中，他們自己已經成了“故土的陌生人”。

      鑒于當前美國國內政治高度極化以及全球化給美國中產階級帶來的負面影響短期內不會消失，即使民主黨贏得了中期選舉或者2020年白宮易主，右翼民粹主義這個幽靈也會繼續在華盛頓上空徘徊。因此，即使沒有特朗普，中美貿易摩擦也不可避免。即使有了特朗普，中美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如美國國內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匯率）也決定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會一夜之間減少或者消失。

      另外一個結構性因素就是中美之間的實力消長。從1840年開始的一個多世紀里，中國進入了衰落期，而美國卻邁入了崛起期。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從未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而中國從未面對一個弱小的美國。從20世紀末開始，中國逐漸崛起，并且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崛起的速度加快。與此同時，美國卻在經歷明顯的相對衰落，盡管它仍然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習慣了霸權的美國——或者說霸權已經成為美國國家基因的一部分——似乎不愿意接受崛起的中國，尤其是一個在經濟和政治體制上與美國截然不同的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將是長期性（雖然不一定是悲劇性的），而貿易摩擦將成為雙方戰略競爭的最前沿陣地。

      更為重要的是，二戰后美國一手建立起來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對美國而言則是美國塑造的世界秩序“朝貢體系”，其經濟目的捆綁于政治目的。這也注定了美國并不會像中國這樣尊重WTO機制規則，如果這些國際規則不能服務美國的戰略目的，美國的選擇會是另起爐灶。類似于1980年代，美國拋棄關貿總協定，建立WTO，這也是中方政策制定時必須要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