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新華社受權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稱“規劃《建議》”）。

規劃《建議》將創新放在了各項任務的首位，要求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強國行動綱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

規劃《建議》還要求，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是這項任務的關鍵。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促進產業在國內有序轉移，優化區域產業鏈布局。

同時，堅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業做好供應鏈戰略設計和精準施策，推動全產業鏈優化升級。鍛造產業鏈、供應鏈長板，立足我國產業規模優勢、配套優勢和部分領域先發優勢，打造新興產業鏈。

此外，規劃《建議》還要求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大重要產品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發展先進適用技術，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加強國際產業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

規劃《建議》為何將創新放在各項任務的首位和工作全局的核心？如何理解創新中的“新型舉國體制”？為何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中國的供應鏈存在哪些安全問題？如何看“去工業化”與金融過度擴張？帶著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十四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

創新成為頭號任務

《21世紀》：此次規劃《建議》最大的亮點是什么？

黃群慧：我認為最大的亮點是問題導向，規劃《建議》并不回避問題，非常明確、具體地提到了很多關鍵性的核心問題，并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思路，這為未來“十四五”乃至到2035年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比如，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上，規劃《建議》非常具體地談到了供應鏈風險、產業基礎再造、經濟脫實向虛、低水平重復建設等一系列核心問題，基本上最關鍵的問題都有提及。

《21世紀》：規劃《建議》把創新放在了具體任務的第一位，并明確要求，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這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黃群慧：事實上，我們去年討論時就看到，“十四五”規劃將創新放在了首位，此后這個結構一直沒有變。我認為，無論從發展理念看，還是從發展階段，還是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都需要把創新放到核心地位。

一方面，創新是新時期中國五大發展理念之首，代表著中國發展的方向和世界發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中國正從“跟跑”的發展階段，走向“并跑”、甚至“領跑”的階段，這也要求從跟隨走向創新引領。

從中國面臨的問題看，無論是價值鏈低端鎖定問題，還是產業鏈安全、技術安全等“卡脖子”問題，歸根到底都是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所以，必須把創新放在第一位。

《21世紀》：關于安全問題，規劃《建議》提到，制定科技強國行動綱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如何理解創新中的“新型舉國體制”？

黃群慧：中國提出新型舉國體制的一個重要背景是，中國是一個后發的追趕型國家，近年來在芯片等不少關鍵核心領域遭遇越來越多的“卡脖子”問題，這些技術是買不來的；而中國的高質量發展也開始遭遇更多的瓶頸，要在短期內突破這些制約，必須由國家來組織力量進行核心技術攻關，這方面舉國體制有其優勢。

但另一方面，所謂“新型”舉國體制絕非計劃經濟體制，而是承載著更豐富的涵義。

首先新型舉國體制要針對不同的技術類型，采用有針對性的措施；我們要甄別哪些是“卡脖子”技術，甄別其技術產生的路徑，比如市場迭代性的技術，我們不能靠國家組織力量通過一次性大規模投入來解決，這更需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來逐步積攢優勢。

其次，新型舉國體制還要針對不同的環節做區別對待：我們更強調在前端基礎領域通過舉國體制實現突破，而越接近后端、接近市場，就要越淡化這一體制。

再次，新型舉國體制也絕非“一哄而上”，比如全國都去做芯片，而是將政產學研等擰成一股繩，有組織地突破限制，建立整體優勢。這方面，5G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工信部、運營商、華為等設備商、信通院等研究機構各盡其能，并形成了一種很好的協調機制。

警惕“去工業化”

《21世紀》：今年中國把保產業鏈供應鏈作為“六保”之一，此次又把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放在了現代產業體系的首位，這是基于怎樣的考慮？如何看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情況？

黃群慧：中美貿易摩擦以來，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今年疫情發生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在重構，其中一個苗頭是“去中國化”，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安全風險。這種威脅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方面，在劇烈的調整之后，中國能否維持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制造業，制造業規模占全球近30%，這一規模是美國、日本、德國之和，中國也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然而，疫情以來，很多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一些政要或企業家力推“去中國化”，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中國“雙循環”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國始終沒有把握產業鏈價值的高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的是以低成本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在價值鏈攀升上無法有效突破將鎖定在低端產業格局中，因此，產業鏈現代化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很多基層關鍵領域還存在諸多“卡脖子”的短板，比如，不少核心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原材料、關鍵工藝等方面存在著基礎不牢的問題。以前大家對產業基礎問題重視不夠，認為這不是宏觀領域應該考慮的問題，然而，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恰恰是這些領域出現了很多問題。所以此次意見，把它放到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

《21世紀》：在供應鏈、產業鏈方面，規劃《建議》要求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你對此作何理解？

黃群慧：這主要針對的是中國過早“去工業化”的問題。近些年來，一些地方一味強調提高第三產業比重，并視其為經濟轉型升級的表現，很多地區“去制造業”很明顯。

服務業占比上升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我國服務業的效率不高，中國存在明顯的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現象。效率低下的服務業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對高的工業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導致整體經濟增速下滑，從而出現三次產業占比上升、效率反而下降的現象，中國面臨著服務業比例過快上升和實體經濟比例過快下降，以及由此而來的結構“轉型”但卻未“升級”的情況。

《21世紀》：從橫向比較上看，中國的制造業占比在國際上處于怎樣的位置？

黃群慧：全球制造業大致可以分為歐洲、北美、東亞三大區域，東亞制造業占到了全球的50%，中國又占到東亞這塊的60%，可見中國仍是一個制造大國。

單純從占比上看，中國的制造業占比比美國等其他國家仍然要高，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大概在27%左右，美國在11%左右。

但問題在于，美國連續多年都在11%左右，近年來正在快速推進“再工業化”；而中國近年來卻出現了快速的下滑趨勢：2010年工業占GDP的比重是40%，2017年降到33.9%，如今已降到30%以下。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2019年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4.5%，比2005年提高了14.2個百分點。而且中國的服務業中，高端服務業或生產性服務業占比較低，低效率的低端服務業、房地產與金融業占比過高，比如，中國金融業占GDP比重從2004年的4%，提高到2015年的8.4%，高于金融大國美國的7.2%、英國的7.3%，約為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兩倍。

如果金融占比很高，而且總在自我循環、過度擴張，則會加劇經濟的“脫實向虛”。規劃《建議》強調保持制造業比重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這說明中國對此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作者：夏旭田 編輯：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