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階段由于觀念、技術等原因，節能減排在執行力度和方法上還較欠缺，導致目標難以實現，因此節能減排應該遵循發展規律，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來節能減排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政府只要因勢利導，加以引導和扶持，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事實恰恰相反，領導和其出臺的政策的出發點無不顯示“官本位”的色彩。

節能減排民生企業應分開

目前，很多地區的節能目標和節能考核方案仍沒有確定，這也凸現了節能減排的困境。作為“十二·五”開局之年，大家好像忘記了上一年的傷痛和壓力，重新回到2006年那種不急不緩的狀態。回想2010年第三季度，“十一·五”已經接近尾聲，政治、經濟的各項目標大部分已經提前完成，可謂形勢大好。可是在這個大好形勢下難免會有一點不和諧，雖然不影響總體效果，但是一樣不容忽視，這就是節能減排形勢異常嚴峻，有些地區出現很難達到或根本達不到節能目標的局面。作為政績考核的一個項目，領導自然不會束手就擒，一時間各種節能規定橫空出世，有的地區全面限電，工業民用一刀切，犧牲民生利益;有的直接從電網壓縮工業供電，用電缺口由企業自行解決等等。

縱觀當前非理智的節能政策可大概歸納為犧牲民生型和強制限制工業用電型兩種，簡單舉例如下：

犧牲民生型：2010年8月底，河北省某縣曾實行全縣用電戶每三天輪換停電22h的“無差別限電”制度;河北省另一個縣為了完成“節能減排”指標，自進入10月份以后開始了大規模的停電，每天全縣只對居民供電4h，其余時間全部斷電。

強制限制工業用電型：企業要生存，在沒電的情況下，必然設法自行發電，導致能耗統計和排放失控。經典案例有：為了實現“十一·五”節能降耗目標，從2010年9月11日起，廣東省某市陸續對該市50家企業進行了限電，其中包括35家陶瓷企業。限電時間為2010年9月11日至2010年12月31日，限電企業分為A、B兩組，其中10月和11月兩組交替限電，9月和12月兩組同時限電。《通知》還特別強調，“采取限電措施期間，列入預警調控范圍的企業不能使用電網電力進行生產，只保留生活和保安負荷(即用電負荷不得超過200kW)，對拒不執行的企業將由供電部門強制停電”。河北省某縣從10月份開始對全縣企業進行限電，10月份限電50%，11月份和12月份限電70%。

節能減排，本來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執行起來卻沒那么順暢，不妨把民生和企業分開進行簡單分析。在改革開放之前，國家既沒有節能減排的要求，也沒有法律法規。對老百姓來說，簡單的能源消耗結構如油(主要是柴油、煤油)、煤、電的使用都精打細算，一個小小的燈泡也一樣會做到人走關燈，原因很簡單，過日子，不精打細算、細水長流不行。但時過境遷，經濟發展了，生活富裕了，分配差距越來越大，窮人越來越多，因此人民群眾的生活壓力并沒有減輕，精打細算的作風，根本不需強制限電，民生的節能減排一直在默默地推行。對于企業來說，更為簡單，為了生存和發展，任何一家企業除了質量優勢外，成本優勢也非常重要，在目前能源供應日漸緊張，價格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能源消耗大的企業各顯神通，設備改造、工藝改進，設法節能降耗，以降低成本，提升產品競爭力。

節能減排當前存在的問題

管理思路混亂，管理模式僵化

本來節能減排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政府只要因勢利導，加以引導和扶持，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事實恰恰相反，領導和其出臺的政策的出發點無不顯示“官本位”的色彩。諸多地方突擊限電的原因極其簡單，無非是“十一·五”制度的大限電，但逐級下壓的節能減排指標尚未完成，有些領導亂了陣腳，為了自己的“仕途”，在“一票否決”的壓力之下，只好采取極端辦法，強行“做”出合格的指標。另外，由于長期的模式都以強制為主。經過改革開放，政府喜歡說這個能做那個不能做、要這樣做不要那樣做的工作作風仍有殘留，在節能減排工作方面一樣有明顯的痕跡。

決策不夠嚴謹

節能減排的規劃、實施、考核都不夠嚴謹。重點節能企業和節能量的確定存在規劃的問題，被監控的企業確實是耗能較大，但是還有一些應該監控的企業沒有納入監控，這是透明度不夠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節能量的確定也是一樣，很多企業在節能量出來后才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里。實施、考核方面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幾年時間對于列入監管的重點耗能企業來說，開始時浮于形式，后來刀光劍影，讓企業一時間無所適從。

缺乏科學依據

我們之所以會推行節能減排，主要是源于科學進步帶動的工業化進程的飛速加快。因此應該按照科學發展規律，找出導致當前問題的原因，對癥下藥。可是在現實中，我們恰恰忽略了這些，只是一味的病急亂投醫，盲目下結論，一廂情愿地去努力、去投入，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以科學方法實施節能減排

端正決策思路，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

節能減排的主體是企業、單位和個人，這是必須明確的一個基本問題，政府只承擔提供技術、政策、法律法規的責任，同時實施必要的監管。來自行政命令的節能減排是硬指標，GDP也是硬指標。但是企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卻是軟指標，于是就造成了經濟發展與節能減排的尖銳對立，當地方政府在需要GDP時，所有的企業都開足馬力，再高的污染、再高的能耗也在所不惜。一旦節能減排成了一票否決的硬指標，便只好采取拉閘限電的極端措施，根本不考慮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管理者在政治前途重壓下往往容易忽略了健康的企業稅收是一個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忘記了當初招商引資的種種承諾，這就導致政府失信于企業，政企之間矛盾激化，企業主失去經營發展的信心，最終雙方都受到傷害。

對于個人耗能，一個政府所有的行為原則上都應該圍繞著民生民計這個最根本的要素。同樣，節能減排也應該建立在滿足民生這個前提之下，如果確定了這個方向就不會產生對民生拉閘限電的規定了。

我國目前能源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有1997年頒布的《節約能源法》和2005年頒布的《可再生能源法》，這些法律主要是規范了工業節能，如電力、鋼鐵、水泥等方面是目前國家重點監控的行業，而且沒有規定交通節能、生活節能等，我國目前在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比較窄，沒法滿足當前節能減排大方向的要求。另外，在制度方面，外國大多是涉及節能規劃制度、信息公開制度、自愿節能制度、經濟持續的制度等，國內相對就比較薄弱。同時，與其他法律法規一樣，目前的節能法律法規過于簡單粗放，可操作性較差，是導致在執法力度上不足或易于產生偏差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此也不妨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不斷提高節能法律法規的質量和可操作性，如美國最好的節能法叫國家節能政策法，涉及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就連一個家庭建一個雨水蓄水池的補貼都規定得清清楚楚，這樣的法律執行起來就不易產生誤解和分歧。

科學決策，遵循發展規律

在節能目標建立、監督、考核等各個環節，都采用高透明度的決策程序，對于重點監管企業名單、耗能量現行公示，確保該監管的單位不會遺漏，能耗量數據準確可靠。目前在節能減排指標的制定方面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以耗能總量限制企業發展：企業要發展，需要增加耗能量，不可能存在只做低耗能或不耗能的產品的經濟結構。

(2)單位產品能耗表面上看起來比較合理，但是會限制產業結構調整：歐美發達國家的能源消耗總量更大，可是國外GDP的能耗遠比我國低，節能減排的目標為維護地球環境，保證人民的生活品質，而不是犧牲人民的生活品質。所以節能減排目標可以考慮引入類似綠色GDP的概念，鼓勵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盡管這樣的產品很可能會導致單位產品耗能較高，但如果它的售價、社會價值遠超過能耗增加量，我們一樣應該去支持、去鼓勵。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管理層必須改變以往簡單粗放的管理模式，不要再試圖用一種簡單的方式管理好節能減排工作，而是要根據行業發展水平、產業發展趨勢、科技進步等具體情況，制定出更細化的政策、目標，這樣才能使節能減排深入人心，得到廣泛的接受和支持。

實施節能降耗不可急功近利

面對目前節能減排的壓力，很多人都會想到或聽到一個詞“大躍進”，大躍進的背景和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同理，目前的節能減排在有些地區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管理階層不能理智地認識到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盲目承諾，一廂情愿，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很多領導的想法和出發點或許是正確的，以行政力量強行“倒逼”加快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以達到節能減排的目標。但這種力量是否能夠持續存在和有效，卻值得高度懷疑。

能源消耗隨著工業發展慢慢增加，需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把能耗降下來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目前限電導致的柴油發電機供不應求的情況，首先毫無疑問的是自行發電會導致成本增加;其次，柴油發電的尾氣未經處理無序排放，導致環境污染嚴重。因此柴油的消耗需計入節能減排的考量，根本上就不能確定是否真的節能減排了。為何還要采取那樣極端的限電措施，耗電是經過電網計量的，數據公開透明，而柴油的途徑很多，可以走未經監管的渠道，或不去統計，導致成本增加和污染嚴重的情況。

節能減排決不能以犧牲經濟發展和民生、民計為代價

我國在國際上越來越具有發言權，要想維護好良好的國際形象，必須在方方面面樹立良好的形象，包括日益引起國際關注的節能減排問題，我們可以先后簽署一些國際性的節能減排方面的公約，顯示我國在這方面的決心，要兌現這些承諾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各級政府面對節能減排的行政壓力，壓力之下出臺的嚴苛政策也不意外，站在基層官員的角度，不難理解。但從根本上說，節能減排決不能以犧牲經濟發展和民生、民計為代價，否則既與社會發展進步相矛盾，也不利于我國的社會穩定。因此，實現節能減排目標的唯一出路，只能基于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等方面進行考慮，一方面加大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另一方面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低能耗、低污染的高技術產業。中央政府對節能減排的闡述，以降低單位GDP能耗為指標，就是對這一規律的正視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