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孟慶功先生是原中國磨料磨具進出口公司（簡稱：中磨公司）副總經理，于1999年退休。這是他寫的一篇回憶文章，文章內容包括中磨公司成立及初期工作的艱辛；公司工作初見成效，凝聚力增強；公司經營漸進佳景，大見成效。從中既可以看到中磨公司的發展歷程和我國改革開放的足跡，也能看到作者對公司那份留戀、懷念和熱愛的情感，同時也可以作為后來人了解中磨公司發展歷程的參考資料。經爭求作者意見，對本文略有修改。現刊載如下，以饗讀者。

一、公司的由來及初期工作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九八一年，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進出口委）、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體改委）共同決定，進行外貿體制改革試點，在磨料磨具、電瓷、軸承、電線電纜四個行業，分別組建生產企業聯合體，直接開展對外貿易，以此種方式，把專業生產企業推上外貿第一線。中國磨料磨具進出口公司（以下簡稱中磨公司，原名為中國磨料磨具出口聯營公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立的，可以是說，中磨公司是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產物。根據領導的安排，我有幸參與了中磨公司組織過程的具體工作。

按照國家進出口委、國家體改委的指示精神，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中國磨料磨具工業公司，第一、二、三、四、五（原名為陜西臨潼東風電熱元件廠）、六、七、上海、廣州、北京、天津等砂輪廠的代表，在北京總參招待所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國磨料磨具出口聯營公司，參加單位的廠長或經營副廠長為董事，組成董事會，推舉叢惠滋同志為董事長，劉慶豐同志為總經理。

中磨公司成立初期，具體業務工作，由楊景富、夏瑤峰和我來組織實施。后來，楊景富調二砂工作，夏瑤峰調三磨所任副所長，具體組織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中磨公司當時的工作人員，大部分來自生產企業和研究所，后又招收一批大學、中專畢業生，全部工作是靠邊工作、邊學習，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和熟悉外貿業務，不斷摸索著前進的。工作中遇到的重重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但更多的困難還不是這些，而是來自外界的阻力。因為新成立的這些試點公司，無形間成為原來外貿企業新的競爭對手，有個別外貿公司的負責人把這些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成立的試點公司說成是文化革命的戰斗隊，予以排斥。為了支持這些外貿體制改革試點的工作，于一九八二年，國務院批轉了國家進出口委、國家體改委的聯合文件，要求磨料磨具等四個試點公司對這幾類商品實行歸口管理，一個口對外。當時的國家經委主任呂東，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陶力先后主持召開有關部委和四個出口聯營公司有關人員的會議，中磨公司派我參加了這幾次會議。中央部門的領導在會議上反復強調統一對外的必要性，稱這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要求大家認真遵守。呂東主任還講了他擔任冶金部長時，為了進口軋鋼的企業，都是只愿提供二、三流的設備，且價格大同小異，后來在歐洲其他國家，才聯系到比較合適的設備。嚴厲批評我們國家的一些外貿公司，為了爭奪客戶，互相壓價，惡性競爭，損害國家利益。當時的國務院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副主任陳曉谷還要求我們調查各外貿公司出口磨料的價格情況。按照這一指示，我們派人先后到青島、上海、廣東、深圳等海關，查閱了一些有關資料。但是，中磨公司作為一個新成立的外貿企業，根本無法干預其他單位的出口價格，加上涉及范圍太廣，沒有能力達到上級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把我們自己的外貿業務工作做好，又減少和其他外貿公司的矛盾，這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在一次機械工業部召開的出口工作會議上，我在小組討論發言時，談了我的這些想法。當時機械部分管外貿工作的副部長趙明生到這個小組聽取討論，他又問了我關于這個問題的具體意見。事隔不久，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以下簡稱CEMC）辦公室打電話通知我，讓我到北京去一次，說他們公司的賈總找我有事商量（當時CEMC的總經理是賈慶林同志）。在CMEC，賈總召集我和該公司機床工具處的李巖林處長一起，商量如何避免“內戰”，研究統一對外的辦法。機械部機床工具工業局外貿處的高景春同志也一起參與研究。李宏林處長提出，以中磨公司為主，他們參加，成立聯合辦公室，人員絕大部分從中磨公司抽調，他們只參加一人。組成聯合辦公室后，CMEC把他們各省市分公司的磨料磨具對外簽約權，全部收到聯合辦公室。對外簽約之后，凡是中磨公司有能力執行的，一律由中磨公司執行，中磨公司沒有能力執行的，由貨源所在地的CMEC分公司執行。我認為李處長提出的這種辦法，是誠心誠意希望合作的，是顧全大局的。由于中磨公司成立不久，客戶還不多，這也是對中磨公司的大力支持。我非常高興，表示完全贊成這種辦法。為了慎重起見，又表示回公司立即向董事長匯報，最后以董事長的意見為準。第二天上午，高景春同志打電話要我到機床工具局去一趟。到了機床工具局，兩位局領導問了我和CEMC談的情況，批評我表態不慎重，損害了中磨公司的利益。返回鄭州之后，我把這次北京之行與CEMC談的情況以及機床局領導批評我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向董事長叢惠滋匯報，他表示雖然CEMC提出的辦法是對我們有利的，但由于上級機關之間有不同的認識，我們也無能為力，只能不了了之。于是遲遲不能如約和CEMC組建聯合辦公室，造成該公司有的同志很有意見，甚至有人在會議上指名批評我出爾反爾，說話不算數，而我又不能作任何解釋，只能默默地聽著。然而，過了一段時間，李巖林處長打電話給我，說他從機床局那里已了解事情的原委，知道我為此事受了批評，受了委屈。讓我以后有什么困難只管提出來，他們會大力支持和幫助。在以后的日子，CEMC確實對我們的工作給了許多幫助。

中磨公司由于是中央部門批準的試點企業，也得到了許多相關單位的幫助。例如負責外運工作的天津外經公司，李俊峰處長親自到中磨公司的北京辦事處，給我們的業務人員講解外運方面的知識，傳授具體操作方法。對中磨公司貨物的外運費，破例按人民幣收取，解決了當時中磨公司外匯短缺困難。

這一段歷史說明，中磨公司成立初期，是在重重困難中跌跌撞撞走過來的。通過中磨公司這一段歷史，也進一步證明，外貿體制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問題的解決，要靠不斷的改革開放。在以后的外貿體制和國家行政機關的改革不斷深入的過程中，許多原來無法解決的問題，也都迎刃而解了。

二、公司工作初見成效，凝聚力增強
中磨公司成立以后，由于影響的逐步擴大，吸引了更多的工廠企業參加進來，由公司成立時的11家發展到后來的60多家，幾乎所有有一定規模的工廠都參加了進來。有的地方政府部門的負責人，還主動和中磨公司聯系。例如，牡丹江市機械局的李景林局長，就親自帶著牡丹江市磨料磨具廠的負責人，到鄭州公司總部，要求加入公司。工廠企業有很高的積極性，是對我們工作非常大的支持，也是我們工作的動力。為了更多地發揮中磨公司是企業聯合體的優越性，使工廠企業參與到公司的工作中來，我們積極為工廠企業做好服務工作。首先，我們組織工廠企業的負責人、業務人員、技術人員到國外市場考察，了解國外客商對我們產品的需求，包括數量、品種、規格、技術以及售前售后服務等方面的要求，不斷改進我們的工作。曾先后組織一砂、二砂、三砂、四砂、五砂、六砂、七砂、上海、牡丹江等多個砂輪廠的有關人員，對亞洲、歐洲、美洲等地的磨料磨具市場進行了考察，還會同研究所、設計院的有關人員，對國際市場進行了比較具體的分析研究，將南美洲、北美洲、亞洲、西歐、蘇聯東歐的磨料年產量、大致的生產成本、市場容量等作了匯總分析，使我們制定公司的發展戰略措施時，做到了心中有數，有的放矢，從而避免了盲目性。第二，每年的兩次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是國外客戶和港澳客戶比較集中的時候，也是聯系客戶的大好時機。我們積極組織工廠企業的業務人員，參與廣交會的工作，使他們能夠更多地接觸外商、捕捉商機。但是，由于那一個時期，改革開放的程度還不高，參加廣交會的人員限制還比較嚴，中磨公司只有一個展位，參會人員只有2-3個名額。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我們主動和廣交會辦公室聯系，向他們講述我們中磨公司和成員企業的情況，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很大的支持，每屆廣交會，都會給我們二、三十位臨時名額，使工廠企業的業務人員能夠進入廣交會展館，參與對外的洽談工作。第三，利用地處沿海地區工廠企業的有利條件，加強對外聯系。我們先后在上海、廣州、青島、大連等地設立了公司的辦事機構，分別由上海、廣州、四砂、一砂等砂輪廠選派人員，負責這些辦事機構的工作。第四，每年召開一次各成員企業外貿負責人會議，大家互相交流情況，共同研究對外工作的措施。工廠企業和中磨公司一起共同開展對外貿易，使出口業務工作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記得公司的第一筆金剛石出口貿易，就是由于工廠和研究所的業務人員參與而做成的。當時意大利客戶要求我們提供大顆粒單晶金剛石，而那時國內還不能生產這種產品。在和客戶的洽談中，了解到客戶需要這種產品是用于測試，建議他們使用金剛石聚晶。后經提供樣品他們試用后，非常滿意，很快簽訂了訂貨合同。經過幾年的努力，中磨公司的客戶越來越多，出口額也逐年上升。第五，協助工廠企業，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我們曾邀請澳大利亞的專家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赴三砂幫助他們提高樹脂鈸型砂輪和切割砂輪的生產技術，還協助牡丹江磨料廠引進德國的碳化硼生產技術。

三、公司經營漸進佳景，大見成效
隨著外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許多生產企業先后直接取得外貿權，中磨公司和生產企業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外貿管理體制改革步步深入，中央的外貿管理機構幾經變更、合并，一些外貿工作的協調工作，則由各個企業的出口商會把起來。此時，中磨公司才真正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了外貿業務上來。同時也只有把自身的外貿業務做好，不斷擴大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為工廠企業的產品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才能保持和工廠企業的良好關系。為了加強對外聯系，不斷擴大市場，我們進行多方面的探索。記得在一九八四年的廣交會期間，一個香港客戶約我在深圳見面，當時除了商談對外貿易之外，又談了如何使雙方聯系更加方便，認為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是很好的對外窗口，如果能在深圳設立公司的機構，會給港商以及其他海外、國外的客商提供聯系的方便條件。回到公司之后，向公司領導匯報了我在這方面的提議，經過領導研究同意這一提議，并通過內部招標的辦法，選定青年業務員鄭少克負責前往深圳創辦中磨公司的深圳分公司（開始時名為中磨公司深圳經理部），利用這里的有利條件，更加廣泛地聯系香港、臺灣客戶，由于當時還不允許和韓國直接開展貿易，通過香港客商，做了一些對韓國（貿易）的準備工作，此外，還利用深圳的優惠條件，購置了一些房產，當時深圳（國貿大廈）的辦公用房估價每平方米2000多港幣，（紅嶺）大廈9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估價為14萬左右一套。在缺少資金的情況下，深圳分公司以所購房產做抵押從銀行貸款，購買（國貿）大廈辦公用房半層，（紅嶺）大廈住宅8套，后很快還清貸款。這些房產除了深圳分公司自用外，還有一部分作用于出租。又是一年的廣交會，海南黑剛玉廠的王廠長，希望我去該廠商談合作事宜，我們公司的客戶也需要黑剛玉，我即在廣交會結束之后，去了海南黑剛玉廠。此時，機械工業第六設計研究院的郭玉山高工也要去該廠幫他改進技術。這樣，在海南黑剛玉廠，請郭玉山高工幫忙，對該廠的產品品質進行了比較細致的了解，并挑選了一些樣品準備提供給客戶，其間，又請王廠長幫忙，拜會了廣東省海南行政區的經濟委員會，向他們咨詢了海南的一些情況。據他們介紹，海南是廣東省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工業很少，海口的許多工廠，每周只能保證一天供電，其他要靠自己解決。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賓企業落戶海南，幫助海南的經濟發展，他們有許多優惠政策，例如，政府給外貿企業的外匯留成為97%，3%的外匯額度，由當地政府收購，每一美元的外匯額度的收購價為2元人民幣。而當時內地外貿企業的外匯留成為70%，30%的外匯額度之償上交當地政府。

這樣算下來，在海南每收匯一百萬美元，即可比內地多獲得八十六萬元人民幣的利潤。在進口方面，凡是原材料進口，只要是在海南使用的，一律免收關稅。而在內地，則要根據進口的不同品種的原材料，繳納不同比例的關稅。隨后，我又到港口了解了一些情況，進行綜合分析之后，我認為很有必要在海南設立公司的分支機構，可以利用海南的優惠政策，先把外貿業務搞好，集蓄物力、財力，再利用海南工業落后的空間，發展基地項目。鑒于此，我當即和海南行政區經委草簽了在海南設立中磨公司海南分公司的協議。由事先未向公司領導請示，先斬后奏，經反復向領導匯報，最終才同意了我的意見，并選派元晉予同志負責去海南創辦分公司。現任中磨公司總經理的元晉予等到了海南，大刀闊斧，積極開展工作。半年之后，中央公布要在海南設經濟特區時，已經創匯幾百萬美元，并購置辦公用房。在以后的幾年里，海南分公司一直是中磨公司各部門、各分發機構中經營最好的單位，公司總部所需發展基金，大部分是由他們提供的。隨著形勢的不斷發展，大陸和臺灣省的民間往來也逐步增多，為了給對臺貿易提供更便利的條件，我于一九九一年，前往廈門創辦中磨公司的分支機構。為了能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既發揮當地臺屬多，僑屬多，對外聯系廣泛的有利條件，又發揮內地貨源充足的優勢，我們和廈門市的云峰公司成立了聯合公司，共同開展對外業務。不久，根據機械工業部和公司領導的安排，我又返回鄭州總部工作。

總之，我在中磨公司工作的二十年時間里，既經歷了創辦初期的困難，也經歷了不斷發展的過程。我退休之后，公司的領導班子采取了許多新的有力的措施，加快了公司的發展步伐，特別是最近幾年，公司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是公司成立以來最輝煌的時期。2009年，在中磨公司學習科學發展觀的驗收會議上，中國機械裝備集團的驗收組長、原副總裁趙豐茂說，中磨公司成立時，沿海地區有一些外資公司，實力雄厚，名聲顯赫，到現在卻一個個都退出了歷史舞臺。中磨公司，作為一個內地公司，發展到年創匯超億美元，實在是難能可貴。這是對中磨公司的肯定和褒獎。我作為中磨公司的退休員工，祝愿中磨公司繼續發展壯大，創造更加輝煌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