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面臨著近年來少有的錯綜復雜的局面。這從經濟運行中的一些重要指標，比如GDP、CPI、PMI以及政府債務和產能過剩等數據變化中可見一斑。

       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2014年的中國經濟處于落實相關改革議題的關鍵節點，需要堅定而穩健的改革措施，以便有效調整經濟與生態、增長與改革、市場與政府、債務與投資等多對重要關系。

       分析人士預計，這些領域的再平衡思路，有望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有所體現，并將構成今年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

       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加大

       2008年至2013年我國GDP增速分別為9.6%、9.2%、10.07%、9.2%、7.8%、7.7%，GDP增速一路放緩。并且，專家預測2014年GDP增速依舊放緩，將保持在7.5%左右；另外，2008年至2013年的CPI漲幅分別為5.9%、-0.7%、 3.3%、5.4%、2.6%、2.6%，也是持續走低。并且2012年和2013年的CPI漲幅為4年來最低。

       前期為了“保經濟增長”，各級政府都在追求GDP，也因此造成了很多的問題。因此，反對GDP崇拜、反對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成為社會的主基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GDP增長速度也不能太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樹成認為，GDP增速太低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首先會給居民收入增長和人民生活帶來困難。GDP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能分好，但如果“蛋糕”做不大，就更難分好。其二，會使財政收入受到影響。如果財政收入大幅下降，需要財政支持的經濟結構調整、社會事業發展、社會保障建設都會受到影響。其三，影響企業經營環境。較低的GDP增長速度，從需求面反映市場需求疲軟，影響企業的生產和銷售，影響就業的擴大。

       總之，經濟增速過高會惡化經濟結構，增速太低也會惡化經濟結構；經濟增速過高難以持續，增速太低也難以持續。

       CPI同樣如此。過去CPI持續走高讓人憂慮，如人民幣貶值太快；如今CPI持續走低似乎也不讓人樂觀，如企業不景氣，人民收入增長放緩。

       CPI下降有利于百姓生活成本下降，但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短期來看，CPI明顯走低，物價水平下降，居民可以獲得實惠。但從長期來看，價格走低不利于居民形成良好的投資意愿，進一步影響生產和居民收入。

       體現企業生產擴張意愿的數據是PMI。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3月1日發布，2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2%，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數據顯示，2月份新訂單指數為50.5%，雖然位于臨界點以上，但比1月份回落0.4個百分點；反映制造業外貿情況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指數分別為48.2%和46.5%，比1月份下降1.1和1.7個百分點，均連續3個月位于臨界點以下。

       再往前看，新訂單指數自去年10月份開始呈現持續小幅回落；新出口訂單指數自去年12月份以來持續下降，至今年2月份已連續三個月處在50%以下。

       經濟持續低位運行最終讓出口、內需、投資都失去了動力。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在發酵；國內消費動力不足、投資需求不旺；資源、環境、勞動力供給等約束強化，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企業經營困難，各種成本上升，資金緊張，市場需求疲軟……這就是當下我國經濟的實際表現，也是經濟增速放緩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

       經濟增速放緩影響著人民的生活、企業的發展以及政府的作為，會形成一系列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必然會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加大。以CPI下行為例，CPI下行是經濟增速放緩的結果，但如果CPI持續下行，會進一步影響投資意愿，導致企業盈利水平下降，反過來影響經濟增長。

       如果目前社會上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緩解與解決，并與經濟增速放緩連續不斷地相互影響的話，這是我國經濟面臨的最可怕的問題。

       地方政府債務增長過快

       不久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透露，2012年，中國全社會的債務規模達到111.6萬億元，占當年GDP的215%。近幾年來，我國的宏觀債務水平一直在上升，但由于都是國內債務，因此業界認為風險可以控制。但事實上宏觀債務并沒有得到控制，相反，規模越來越大，中央政府也開始擔憂。

       李揚的依據來自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該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末，中國住戶部門未償貸款余額16.1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1%；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余額58.67萬億元，占GDP比重為113%；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加總，政府債務總額27.7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53%；僅以金融部門發行的債券余額作為其債務，金融機構債券余額合計9.13萬億元，占GDP比重18%。將上述四個部門加總，得到中國經濟整體債務規模為111.6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15%。

       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認為，杠桿率的升高在學界一直被認為是簡單而又經得住考驗的金融危機的領先指標。

       從社科院發布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和政府債務是GDP占比最多的兩類債務。事實上，也正是這兩類債務的風險最大。

       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率畸高，與資金過度流向國有企業,而國企盈利能力相對較弱且在惡化脫不了干系。非金融企業部門的高負債率很容易對企業與市場造成很大的波動。比如去年6月，中國銀行（601988）間市場曾上演了一場罕見的“錢荒”，雖然之后在多方的努力下事態得以緩和，但是自此之后，市場上資金面始終處于不寬松狀態，而且銀行間市場資金面的緊張已經傳導到實體經濟層面。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表示，當前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增長過快，風險不斷加大，地方政府舉債來源過度依賴銀行貸款和過度依賴土地償債，容易引發財政和金融風險交叉感染。

       幾年前，由于房價急漲，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增加較多，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還不太突出，但隨著中央政府對房地產市場泡沫擔憂的加劇，以及抑制投機投資購房需求措施的進一步嚴厲化、明確化，這使得許多二三線城市地方政府的平臺公司債務問題面臨更大壓力。

       關于宏觀債務水平上升問題，中央政府也有了深刻認識。去年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已經把“宏觀債務水平持續上升”列為當前國內八個主要經濟矛盾之一，而且在今后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中，“著力防控債務風險”位列第三。

       “產能過剩”擴展到新興產業

       日前，工信部部長苗圩指出，從自身結構看，目前我國制造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主要處于加工制造的中低端環節，產業集中度低，自主研發能力不強，原材料型、高能耗型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苗圩指出的產能過剩問題，近年來一直是我國產業發展的“痼疾”。

       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產能過剩的定量科學評價標準，拿歐美等國家衡量產能過剩最直接的指標產能利用率來評判，去年二季度末我國工業產能利用率平均只有78.6%，閑置產能高達21.4%。另據苗圩介紹，2013年我國粗鋼、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業產能利用率均低于75%，明顯低于國際通常水平。

       就在這個時候，擴張還在繼續。以鋼鐵企業為例，2013年已開工項目510個。中國金屬學會理事長、原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認為，如果目前在建、設計、規劃的項目全部投產，我國煉鋼能力將達到10.2億噸，產能過剩問題堪憂。

       不僅如此，近年來困擾多個產業發展的產能過剩問題最近還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在全國兩會上，民進中央提出了《關于運用市場化手段化解產能過剩問題》的提案。提案中指出，當前我國一方面產能過剩問題具有普遍性，具體表現為產能過剩問題不僅在傳統產業，而且在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中也都存在。

       對此，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更有說服力。數據顯示，2012年以來，6萬余戶大中型企業產能綜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產能過剩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向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產業擴展，部分行業產能利用率不到75%。盡管如此，一些過剩行業并沒有放慢投資速度，投資增長依然較快，新的中低端產能繼續積累，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矛盾。

       “現在的產能過剩并不是能力過剩，而是舍不得淘汰一些落后的產能。任何行業都有好產品與差產品，政府不再扶持并將落后的設備、產品通過市場淘汰掉，剩下優質的產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張小濟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

       產能過剩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微觀經濟與此息息相關，宏觀經濟也受此影響。

       去年10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指出，產能嚴重過剩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諸多問題的根源。企業經營困難、財政收入下降、金融風險積累等都與產能嚴重過剩密切相聯。

       產能過剩在企業層面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企業凈利率降低，負債增加，應收賬款增加，發展舉步維艱。以鋼鐵業為例，工信部發布的《2013年鋼鐵工業經濟運行情況》顯示，去年鋼鐵行業全行業主營業務收入為88608億元，同比增長7.5%；實現利潤2588億元，銷售利潤率2.9%，處于工業行業最低水平。

       沈建光認為，產能過剩將是未來幾年我國政府宏觀調控中的最大挑戰。產能過剩會使企業的投資預期下降，而解決產能過剩需要合并關閉一些工廠，這會導致失業，打擊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預期，由此會使經濟增長面臨越來越明顯的下行壓力。

       民進中央在提案中還指出，“產能過剩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已經不允許我們片面地保增長，必須堅定轉型和調整的決心。”

       廣大中小企業面臨生存挑戰

       當前我國多數產業處于產能過剩的狀態，在此背景下，作為創造就業崗位攻堅力量的中小企業的發展也不容樂觀。

       按照《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分類標準，目前我國工商部門登記的絕大部分企業都屬于中小企業范疇。這意味著截至去年年底我國總計6062.38 萬戶市場主體中，中小企業占據了大多數。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表示，中小企業創造了80%以上的城鎮社會就業，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在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緩解就業壓力、實現科教興國、優化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它們的貢獻是巨大的，它們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在如此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貢獻背后，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和管理健康狀況卻十分堪憂。中國中小企業信息化公共服務平臺主任張濤認為，目前壓在我國中小企業身上的“大山”有四座——成本高、融資難、市場競爭激烈和人才短缺。

       張濤表示，中小企業的成本高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除了土地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漲因素外，最為重要的是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用人成本的攀升。在此背景下，一些忍受不了的中小企業，甚至開始向東南亞、東歐等地區遷移。

       而在吸引人才以及留住人才方面，無疑大企業更有優勢。相對而言，對于所需的核心以及專業化的人才，中小企業不僅很難獲得，由于自身經營風險和不穩定等因素存在，他們為同等水平人才要付出的成本也更高。與此同時，由于進入門檻低，中小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更為激烈，撐不過三年死亡高發期的中小企業數不勝數。

       此外，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周德文還表示，中小企業還面對著高額的稅費負擔。拿一家銷售額為120萬元的中小企業舉例，按照現在年回報3%來算，利潤只有四五萬元。

       “去年公司接了一個大單，需要50萬元啟動資金，由于企業規模小，問了幾家銀行都不給貸款，最后還是找親戚朋友湊的。”在北京做照明生意的小企業主陳先生無奈地說。而陳先生遇到的問題卻不是個案。

       李子彬表示，融資難是廣大中小企業面臨的共性難題。目前各類商業銀行信貸發放中，中小企業獲得的貸款放大了說也只占20%到25%。直接融資渠道狹窄，是眾多中小企業發展道路上難以逾越的障礙。在此背景下，95%的中小企業主要依靠民間借貸市場融資。
 
       不僅融資難，即便銀行愿意貸款，由于貸款數目小，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付出的成本也要高得多。一位從事制造業生意的中小業主胡先生介紹，中小企業貸款往往會遭遇有形無形的門檻，貸款實付利率一般也高出30%。這意味著如果要從銀行融資，中小企業將要承受很大的還貸壓力。

       可以說，融資難、融資貴目前是困擾企業發展的瓶頸，雖然我國不斷出臺政策促進金融加大服務中小企業的力度，但是由于中小企業本身具有賬目不透明、缺乏有效抵押、質押物等弱點以及商業銀行基于盈利考慮，破解中小企業的融資瓶頸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