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著名評論員邱震海在剛出版的《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一書中，描繪了中國未來三年里可能出現的種種風險，其中包括經濟下行的風險、人口紅利消失的風險、高端人才大量不足的風險、能源大量緊缺和依賴外來能源的風險、中國賴以成功的全球化可能被虛化的風險，還有就是中國經濟自由度和創新嚴重不足的風險。

       上面所有這些因素，都可稱之為“中國的血液”，亦即中國未來發展不可缺少的元素；而中國經濟規模的繼續發展，則可被比喻成“持續壯大的身體”。

       今天和中國未來的情況是：我們的“身體”似乎在不斷地成長，而“身體”里的“血液”則在不斷地“流失”。如果我們從現在起不認識到這一點，那么總有一天，當我們的“身體”長成時，我們的“血液”卻正好“流干”，或完全無法支撐我們“身體”的運作。這才將是真正的最大危機。

       為了防止這一危機的產生，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認識到這一危機，并為預防這一危機做做出種種努力。

       但就目前而言，中國的風險首先在于金融風險，亦即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今年以來，中國各地房價呈現“冰火兩重天”的局面？中國的債務問題，尤其是地方債問題，不但已成為中國上下關注的問題，而且也成為國際間考察中國經濟成敗的重要指標之一。

       未來十年的中國經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既可以作為分析家觀察、分析中國經濟走向的指標，也可作為決策者和政策實施者在實務工作中的參考指標。

       這三個階段分別是：

       第一個階段：2013年 - 2014年，我稱之為短期；

       第二個階段：2014年 – 2017年，我稱之為中期；

       第三個階段：2017年 – 2022年，我稱之為長期。

       這三個階段，中國經濟的表現和側重點各有不同，其反映的深層問題也將有所不同，當然隨之而來的應對和解決策略也將有所不同。

       如之前所述，中國經濟近一年來進入風雨飄搖階段，其周期性和結構性特征同時呈現，令解決方案需十分謹慎才可：政府若不出手，一味實施“自然療法”，那自然不符合中國“經濟政治學”的內在邏輯，迅速而來的社會不穩很快將使人們不堪重負；但若政府出手過多，亦即實施“強心針效應”，那無疑將使中國經濟短期“臉色紅潤”，長期“結構性并發癥”不斷。

       事實上，2013年第四季度和2014年的第一、第二季度，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還可能發生許多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逼迫人們要及時作出調整。因此，眼下的經濟政策的試驗，不可能，也不應該拖過2014年年中。

       未來這三年，將是未來十年里最為最為關鍵的三年，無論從經濟、社會、政治方面來看都是如此。從經濟方面來說，這三年將是中國經濟的深層問題，尤其是供求面的深層問題浮上表層的關鍵時期。

       未來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到底將面臨哪些重大挑戰？

       首先，經濟下行的窗口期在2013年已經提前來臨，2015-2016年，那個被張燕生稱為“2016年猜想”的時間段，將很有可能是中國經濟進入實質性下行的時期。根據其他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這段經濟下行期必將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服務業和消費的比重將大幅上升，工業和投資、出口的比重將有所下降。

       如果從現在開始，我們能抓住這一機會進行這方面的結構調整，那么2015年開始可能實質性放緩的下行期，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經濟下行的適度代價也將是一個劃得來的代價。不然，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就將成為一個不堪承受的代價，并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

       中國經濟放緩：窗口期已提前來臨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的研究結果，2015年左右將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窗口期。什么是窗口期？這本是一個源自醫學領域的術語，并首先來自對艾滋病毒的檢測。

       艾滋病毒的常識告訴我們，多數人在感染艾滋病毒后有3至12周“窗口期”，在此期間，人體仍在產生艾滋病毒抗體，但這些抗體尚無法測出，只能通過核酸檢測檢出病毒感染，但這一最初感染期感染性最強，但在各感染期都可能會傳播艾滋病毒。3個月后，即在感染者體內有足夠時間產生抗體后，應進行復檢，以證實初檢結果。

       以此類推，所謂經濟放緩的窗口期，應該是指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放緩，但還沒有實質性顯現，或還沒有被人們實質性感受到。就象本書前面提到的“劉易斯拐點”（亦即勞動力無限供應出現拐點），按照學者們的分析，其實早在2004年就已經在中國出現，只不過當時大多數企業或家庭并沒有感受到；而等到大多數人實質性感受到民工春運后不回來，則已似乎2008年的事了。因此，從2004-2008年，可稱為中國勞動力減少的窗口期。

       2011年左右，學者們研究的初步結論是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中國將進入增長速度回落的時間窗口期，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可能下一個較大臺階，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長率下調至7%左右。增長速度平臺下移將伴隨著增長動力和經濟結構的實質性改變，并可能帶來某些難以預料的挑戰，從而對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包括時間約束的緊迫要求。

       學者們在研究了日本、韓國等國的經濟發展歷程后得出結論，成功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期后增長率下臺階是一個規律性現象，這一現象往往具有以下特點：

       一、 經濟增長率通常在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下臺階，從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中速增長階段，增長率下降幅度約30%-40%。

       二、 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下臺階以前的高速增長期，工業產出比重持續上升并保持在較高水平；而下臺階后往往伴隨著工業產出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則相應上升。

       三、 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總需求中投資與消費結構也發生顯著變動。下臺階之前的高速增長期，投資比重持續上升；下臺階后投資比重隨之下降，消費比重相應上升。

       四、 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城市化推進速度也會相應變化。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而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后城市化進程也逐漸放緩。

       成功實現追趕的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表明，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并不僅僅是增長速度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經濟結構的大幅度變動，即工業主導逐步轉為服務業主導；相應地，投資比重下降，消費在需求增長中的份額上升；經濟增長逐步進入創新和服務經濟為主驅動的軌道。在這個調整過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

       其實，這幾年，經濟學家們談論的比較多的另一個名詞“中等收入陷阱”，大概也與這一結論基本吻合。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來自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報告指出，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大部分國家則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業轉型失敗，低端制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是伴隨而來的污染，低質，低價，都是惡性循環。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決，而高科技不是幾十年能追趕的。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標準各不相同，有的版本說人均生產總值3000美元以上已進入這一門檻，也有版本說5000-15000美元之間，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區間。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1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關于2015年經濟可能進入下行窗口期的說法，是學者們2011年的成果。當時，學者們認為，中國經濟的下行窗口期將在2015年左右來臨。2011年時，作為警世之言，這一觀點已經十分犀利，也足夠引起人們的重視。

       遺憾的是，這一觀點在2011年時的中國，似乎并沒有引起很強烈的關注和重視。當時的國人，基本上還沉浸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氛圍之中；如果說有煩惱，那也只是被房價的瘋漲，以及隨之而來的超嚴厲的調控措施而搞得有點不知所措而已。

       但今天回首來看這個觀點卻會發現，這個觀點顯然已經過于保守。其實，從2012年第一季度開始，隨著中國經濟 – 用我的話來說 – 持續“風雨飄搖”，忽高忽低，忽好忽壞，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下行的窗口期。

       這個窗口期將持續多長時間？人們目前不得而知。很有可能的是當2015-2016年來臨的時候，中國經濟很可能將進入實質下行的階段，而這一實質下行期又將持續多長時間？人們目前也不得而知。

       但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的研究顯示，其他發達國家的歷程表明，當人均GDP進入一萬美元左右，經濟將進入下行調整期，而這一調整期必將伴隨著一系列經濟結構和規律的調整：首先，調整前的工業在經濟結構中占重要比重的現象，將為調整后的服務業上升所替代；其次，調整前的投資、出口占重要比重，將為調整后的消費占重要比重所取代。

       換言之，當經濟下行來臨時，一個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也將同時展開；當經濟下行期結束之時，也將是經濟結構調整結束的時候。以這一眼光來看，當你閱讀本書的此刻，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就必須已經開始，消費必須在經濟結構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同時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必須開始大幅上升。

       但要做到這一切，現階段可能嗎？

       另外，在一般人們的理解中，今天和未來的中國經濟，只要解決了消費拉動的問題，似乎就萬事大吉了。這其實是一種極大的誤解，也是對中國經濟的極為淺薄的理解。且不說消費究竟如何拉動？所謂的消費究竟包含哪些內容？由拉動消費所帶動的生產性服務業如何建設？就說最基本的一點：拉動消費多年來何以如此艱難？這顯然不是居民手里是否有錢的問題，而是在居民不敢消費的背后，存在著社會保險體系依然大幅缺失的問題。

       但拉動了消費，中國經濟未來長遠的發展引擎是否就此找到并得到啟動？這顯然是一個極其充滿爭議的問題。今天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誤解乃至認知誤區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從我們還是把眼光拉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并把過去二十多年的中國發展歷程與過去兩百多年的西方工業化的歷程做一個縱向比較。

       1780年，英國開始了其工業革命；伴隨甚至引領英國工業革命歷程的，是以蒸汽機和紡織機為代表的技術革命的進程。三、四十年工業化進程之后，必然產生城市化的進程 – 由于技術革命和工業化的進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富余出來，進入城市，承接了大城市的服務行業。那個時代的英國大城市，充滿了從農村出來的“農民工”，這些人成為早期的產業工人，并在早期資本主義的體制下，受盡剝削和壓迫；包括倫敦、曼徹斯特在內的所有英國大城市，都充滿早期資本主義的爾虞我詐，貧民窟林立，貧富差距、勞資矛盾極其對立，革命種子茁壯成長。1838年，年僅25歲的英國作家狄更斯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霧都孤兒》，寫盡了城市化早期的倫敦的種種爾虞我詐的景象。

       1830年，第一條鐵路投入使用，從而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從這以后，在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工業國家的發展歷程上，幾乎每一次人類生活和生產方式的重大改變，都伴隨著技術革命的重大進步。換言之，技術革命的浪潮始終伴隨著西方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伴隨著財富的迅速而巨大的積累，并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后，走向另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 – 對外貿易。

       作為海洋國家，英國從事對外貿易無疑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也正是由于對外貿易這最后的“臨門一腳”，給了這個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經濟體以最后一記猛烈的推動，促使一躍而上一個更高的臺階。但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對外貿易的整個進程中，尤其在發展早期起主導性作用的，依然是技術革命。可以說，沒有技術革命，就沒有早期的英國工業化的進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后來的城市化和對外貿易的進程。

       但中國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如前所述，中國朝外向型經濟的轉型始于上世紀八十代末期。換牙，當時距改革開放啟動僅僅過了七、八年。改革開放的早年，中國的對內改革主要是改掉1978年之前的高度計劃經濟的封閉狀態，對外開放則主要是引進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其中尤其是資本。

       技術革命，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基本上是不占主導地位的。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開始了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的轉型，也就是當年英國發展的最后一個階段 - 對外貿易，并在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里，迅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然而，由于缺乏了技術革命這一關鍵環節，中國在財富迅速積累的過程中，其經濟形態內部無疑存在巨大的空洞化和潛在危機。這一方面表現為發展模式的粗糙，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嚴重缺乏后勁。這就象一個人，其身體在不斷長大、膨脹，但其體內的各個器官卻并沒有相應的發育和成熟；等到有一天長成巨人之后，外表看上去力大無比，但其內在卻嚴重缺乏支撐的動力，后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至少在粗線條上是存有疑慮的：一、中國未來能否在沒有技術革命陪伴的道路上，繼續其高速發展的進程，并保證這一高速進程的可持續性？二、迄今人類歷史證明，城市化只是工業化的結果，而非工業化的引領條件；中國未來的發展能否證明，城市化也能成為下一輪工業化的引領條件？

       當然，中國迄今走過的道路，都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道路。但畢竟中國屬于后發國家，因此研究發達國家早年的規律，對今天和未來的中國無論如何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