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新常態亟需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對于經濟大局，現在最熱門的話題就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現在亟需做的，是對什么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以及我們應當做些什么去適應新常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大家都在講新常態，但它的內涵和外延卻十分模糊。

       近年來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效率、靠大量投資支撐的舊常態已經不可維持。它必然要過渡到一種新的常態。

       那么，這個新常態具備哪些特征？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大體上在兩點上比較一致：第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甚至中速增長轉換。第二是增長方式從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轉向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增長。

       應該看到，這兩者有著很不相同的情況。前一點，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將進一步降低，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識。至于第二點，經濟增長的優化、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說增長方式的轉變，卻是一件尚未實現、有待努力的事情。

       如此，我們就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如果增長速度下降過程中，效率沒有改善，原來由GDP數量擴張所掩蓋的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而且造成減速過快，加劇經濟社會矛盾。因此，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質量的提高，并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常態。相反，如果能夠在增長減速的同時提高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就能減輕增長減速的沖擊，甚至能夠在中速增長的情況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在較高效率支撐下的中速增長，才是我們希望建立的新常態。

       “三駕馬車”分析框架的誤區

       研究增長降速，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分析框架。運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會有很大的不同。大致上從2009年開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流行起一種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取決于消費、投資、凈出口等“三駕馬車”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說，中國的增長乏力，是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三項需求造成的。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到足夠的水平，增長就能夠重上臺階。我認為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點。

       首先，它用錯了分析框架。十分明顯，“三駕馬車”分析法運用的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凱恩斯主義認為，需求決定了供給的邊界，因此，產出總量等于消費、投資、財政赤字和凈出口四項需求的總和。不過凱恩斯用這一理論框架來分析短期經濟問題，把它用來分析長期發展顯然是用錯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這個理論框架去分析經濟增長的趨勢所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消費、投資、出口需求有多大，歸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觀因素決定的，并不取決于中國的愿望。以凈出口為例，它最終取決于整個的國際經濟走勢。過去中國對發達國家有大量的凈出口，第一是因為在高消費、高福利導向下，西方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在儲蓄和投資之間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從發展中國家凈出口來填補；第二，是因為中國低成本的競爭力很強，能夠在西方國家的凈進口中分到一塊比較大的“蛋糕”。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后，西方國家去杠桿化，提高了自己的儲蓄率。這樣一來，根據經濟學的“雙缺口模型”，只要這個西方國家儲蓄跟投資的缺口越小，發展中國家凈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美國的儲蓄率會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機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隨著中國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產品的低成本優勢也在減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額也會降低。另外，消費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們的愿望為轉移的。例如有人說，城市化可以使消費需求提高，因為農民進城以后消費需求會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鎮化，消費需求就提高了。這里其實是把消費需求和消費愿望混為一談了。在經濟分析中所說的需求是說有購買力的需求，有錢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勞動者消費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們的收入。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首要辦法，是發展生產，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夠給予補貼，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的。

       這樣，每一次出現了速度下降，用“三駕馬車”的分析辦法算來算去，最后的結論就是進行強刺激，多發鈔票，增加投資。2009年以后，用4萬億投資（兩年）10萬億貸款進行刺激，結果造成了增長率的短期回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后果也同時發生。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面效果愈來愈差，負面效果愈來愈大，這使許多人認識到這不是個好辦法。

       研究長期增長走勢更可靠的辦法，是對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生產效率的狀況進行分析。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么來的呢？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還有一些次要的因素。第一個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教授所提出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市場化改革改變了城鄉隔絕的狀況，大量過去低效利用的農村勞動力和農村土地轉移到城市，這種結構變化使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開放使我們能夠通過引入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很快地提高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這樣一來，改革開放以后，生產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提高。

       現在的問題在于，以上這些有利于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正在消失。首先，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剩余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其次，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家相接近，用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了。清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結論，就是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明顯降低，并引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由現有資源狀況和技術狀況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降低的情況下，要短期拉升增長率，唯一的辦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過信用擴張向市場“放水”。但是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長時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經使宏觀經濟變得十分脆弱，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說到過度投資造成的風險，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寫過好幾本書來總結日本近年來經濟衰退的教訓。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機，都是在泡沫破滅后出現的衰退，而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基礎，則是資產負債杠桿率（負債率）過高的缺陷。在我看來，如果說西方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費和高福利，東亞國家的杠桿率過高則主要是由于企業和各級政府借債投資造成的。在目前我國資產負債表杠桿率過高的病象已經十分明顯的情況下，某些政府機構和企業就會出現償債困難，甚至“跑路”逃債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桿化”，控制和消解風險，而不是用加法“刺激”的辦法，提高杠桿率將使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加大。

       更何況2009年以來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遞減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如果說2009年的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還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長率拉高到10%以上。2014年第二季度的1萬億左右投資只把增長率從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個百分點，第三季度又降到7.3%。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已經充分顯現。

       以上的分析說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

       體制轉型是發展轉型的基礎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或者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并不是一個新口號和新要求。從1996-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提出實現這一轉型的要求，只不過執行的情況很不理想。問題的癥結在于發展方式轉型受到舊體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先是國家計委提出需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在后來的討論中，人們總結了蘇聯轉型不成功的教訓，指出體制的轉變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因此，“九五計劃”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一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在“九五”期間，由于執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取向改革全面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取得一定成就。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城市化加速這件好事在中國體制下卻使各級政府大大增加他們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資源，于是許多地方，包括浙江在內都出現了政府主導的重化工業投資高潮。由于政府主導了重要資源的配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出現了逆轉。

       “十一五”總結了“十五”的教訓，再次提出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間改革推進緩慢，雖然我們制定了一個很好的“十一五規劃”，但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乏善可陳，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發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的號召。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在當前的情況下應當采取的方針，就應當是在采取措施保證不發生崩盤、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上。因為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好的經濟社會體制，才能優化結構，轉變方式，確立由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的新常態。

       控制和消解風險，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我國宏觀經濟當局的負責人都在講話中指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雖然存在不容忽視的風險，但是總體上是可控的。我認為他們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只要采取正確的措施，系統性風險是能夠避免的。

       我認為，可以采取的措施門類較多，其中包括：第一，停止對回報過低或者是沒有回報的項目的無效投資。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基礎建設投資不需要考慮近期有沒有回報，因為東西在這兒，早晚會有用。這完全不是經濟學的思考方法。經濟學考慮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資源具有稀缺性，做了這樣就不能做那樣，因此有一個選擇的問題。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這方面，我們要汲取日本的教訓。1986年發生內需不足的問題以后，日本政府為拉動經濟增長，啟動了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結果釀成了最后的大崩盤。

       第二，要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這也是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失敗地“拉動內需”留下的教訓。現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費財政資源，用貸款、用補貼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政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幫助解決企業破產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尸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只會增加風險積累。

       第三，動用國有資本償還國家的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在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記載，卻早晚必須償還的負債。其中最突出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據計算，其中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就高達幾萬億元。及早歸還這類欠賬，可以減輕償債壓力，還能創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對于這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有明確的規定，要求撥付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應當盡快實現。

       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清盤或者在破產保護下重整。對于一些破產企業的債務，停止由政府出資實行100%的剛性兌付，來避免加大道德風險。這樣來化大震為小震，避免風險積累，導致大震。

       第五，盤活“死資產”。由于前一時期的過度投資和粗放增長，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曬太陽”的開發區、綿延好幾個街區的“死城”等“死資產”。雖然很難，但是應當努力設法盤活，這樣就能把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降下來，降低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這類堵塞漏洞、釋放風險的措施，還應當輔之以宏觀經濟當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適度的短期調節。這兩類措施的綜合運用，使我們能夠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為推進改革爭取時間，使改革和發展進入良性循環。

       堅定有序地推進改革，保證合意的新常態得以確定

       對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當前是應當把提升增長速度、還是應當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學術界和經濟界一直有爭論。在我看來，改革能夠解決問題，不僅是一個在理論上得到證明的問題，也已經為近期的實踐所證實。

       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需要維持8%以上的GDP增長率，因為要保就業。保就業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種觀點從學理上說有點問題，就是把就業情況和GDP增長之間的關系看成是線性的。其實情況并不是這樣的。因為增長有個結構問題，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就業可能超過1%，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就業可能不到1%。我們過去大量投資建設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長期就業數量并不大。這幾年的情況非常明顯，最近三年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往下走的，但是就業的狀況卻有所改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業的情況、特別是低技術水平勞動者的就業情況卻比以前來得好。據國家統計局報告，2013年原來要求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實際完成1310萬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長率再下一個臺階，但就業情況比2013年還好一點。實際的情況可能沒有統計數字那么好，但就業情況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為什么發生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在于服務業加快了發展。服務業的發展曾經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國的“十一五規劃”總結“十五”的經驗，提出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這本書講到了當時討論的提高效率的四個主要源泉。第一，是讓農民工變成市民，成為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第二，是要實現制造業的服務化，或者說，產業鏈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實現制造業的服務化。第三，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第四，是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而信息產業從本質上說，或者說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務業。所以總而言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點，就是要發展服務業。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間并沒有做到這一點，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兩年的情況發生了改變，服務業的發展明顯加快。原來一直是制造業一枝獨秀，到2012年兩個產業的增長率并駕齊驅。2013年服務業進一步提高了增長率，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為中國第一大的產業。

       這種變化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過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發展服務業，它卻發展不起來，為什么這兩年突然發生了改變呢？看來看去，就是我們從十八大前開始的，十八大后更進一步推廣的兩項改革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

       第一個改革是2012年從上海開始、接著很快在全國推開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改革。財稅部門把“營改增”列在為企業“減負”項下。目前中國企業的稅負太重，減負是應該的，但這并不是最主要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主張全面推廣“營改增”，是因為他們相信亞當·斯密所說，分工是推動經濟發展最主要動力的道理。營業稅由于存在轉移價值要重復征稅的問題，是一種妨礙分工深化的稅種。增值稅只對增加價值征稅，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營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這在服務業，例如電商服務表現得十分明顯。

       第二項改革就是2012年從廣東開始，本屆政府把它規定為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的工商登記便利化改革。有些地方這兩年新登記的工商戶增長了百分之幾十。

       目前在就業領域內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大學畢業生、有學位的研究生就業存在一定的困難，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還低。這是跟經濟發展模式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有關的。這說明就業方面有些問題還要進一步解決，但是總體情況還是不錯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這兩項改革僅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間的小試牛刀，雖然它們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效率的問題，但是小試牛刀尚且能夠起這么好的作用，應該增強我們對于改革能夠解決問題的信心。中國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問題在于落后體制的掣肘。所以關鍵在于堅決執行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定》，堅定有序地推進改革。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從經濟改革來說，有些改革項目重在有序推進。比如說金融的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進度甚至比原來預想的還快一些。財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組批準以后，正在正常推進。從國務院這邊來說，簡政放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鞏固和進一步擴大。

       我個人認為，從2014年的執行情況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首先是國有經濟的改革。在深改小組的336項改革分工中，國有經濟改革方案由四個單位牽頭制定。其中，只有一個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薪酬改革方案已經公布實施。不過在我看來，這項改革只是現有體制下應答民眾和行政部門官員質疑的措施。其余的方案還沒有看到。但是從有關部委官員公開發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們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國有資產管理從直接管企業轉向以管資本為主存在認識上的差別。去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直接派出八個調查組到各地對國有經濟進行調查，這預示著國有經濟改革將在深改小組直接把握下加快。

       還有一項重要的改革項目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行的實驗。它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它涉及的問題不僅事關上海，而且事關中國采取什么樣的國際戰略和建立什么樣的對外經濟體系。

       現在不少地區積極要求建立本地的自貿區。但有些人按照過去的理解，把自貿區的優勢看作取得某些政策優惠。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一種誤解。過去因為說法不一，我不甚了了。最近在和一些上海學者進行交流中得到很多啟發。他們指出，世界的貿易規則，特別是投資規則正面臨重大的改進升級，為了適應這種變化，我們必須選擇一定地區進行適應下一步世界貿易和投資的規則升級的改革試驗。取得經驗以后，再在其他地區復制推廣。習近平總書記在深改小組2014年10月27日的會議上對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目的作了清楚的闡明。他指出，上海自貿試驗區的主要內容，在于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這次會議還決定在其他具備條件的地方推廣上海自貿試驗區取得的經驗。

       上海自貿試驗區經驗在其他地區、乃至全國的推廣，不但對于形成進一步開放的體制，而且對于建設我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都會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一點在負面清單的引進上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市場進入要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本來是在中美雙邊投資談判中指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在國內市場上也實行負面清單制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對于建設我國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帶有基礎性的意義。李克強總理說得很對，在法治化的市場經濟中，對于企業來說，法不禁止即可為，對于政府來說，法無授權就不可為。如果真能實現這個，我們的市場體系就大進一步，接近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