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制造業價值洼地的不斷轉移，我國必須重新定義全球首席制造業大國的內涵。鑒于多年來積累的相對于美國的競爭優勢正在不斷削減，成本連年攀升，大大壓制了我國制造業趕超國際頂尖水平的空間，我們唯有打造凝聚新技術、高附加值，并構建基于智能制造和全球性資源配置與服務支撐體系的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并以深度嵌入中國范式為特征的多邊金融合作平臺為杠桿，形成全球性“智造體系”，方能穩步提升在全球價值鏈頂層的獲益程度，并逐步掌握戰略競爭主動權。
       □章玉貴
       在國家制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完成《中國制造2025》“1+X”規劃體系編制后，李克強總理日前要求20多個國務院部委通力合作，落實《中國制造2025》的具體行動方案。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近日聯合印發《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作為《中國制造2025》的重要配套文件，《指南》以需求和問題為導向，對人才發展的體制機制進行頂層設計，提出到2020年形成與制造業發展需求相適應的人力資源建設格局，基本確立建設制造強國的人才優勢，為實現中國制造“三步走”戰略目標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
       過去一年，為推動實施“中國制造2025”，促進制造業轉型進而提高實體經濟競爭力，中央接連出臺了《關于深化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的意見》、《“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關于完善制造業創新體系，推進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批準浙江寧波成為首個“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武漢、泉州、成都成為第二批“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而本次由三部門聯合發布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則把落腳點放在了實現制造強國戰略目標的人才保障上。
       最高決策層對推動我國制造業整體升級那種前所未有的決心與迫切感，尤其只爭朝夕推進高端制造業發展的戰略謀劃與具體協調，既是促進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內生性要求，更是基于對全球制造業競爭趨勢的深刻洞察。
       眾所周知，制造業的規模與技術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和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就國家戰略層面的競爭價值而言，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三步走”規劃，是我國能否由超級新興經濟體邁向超級經濟強國的核心環節，也將直接決定我國在全球新一輪經濟分工中的實際地位。在全球科技革命洶涌澎湃的大浪潮下，在國際制造業競爭日益激烈的大環境下，在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日益集中到爭奪戰略性產業與金融秩序主導權的今天，我國絕不能過于追求經濟金融化指標，而忽視制造業競爭優勢的整固。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日前預測，隨著一度作為全球制造業價值洼地的中國逐步讓出低成本制造業的主導地位，馬來西亞、印度、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越南構成的“潛力五國”（ 合并其首字母簡稱為“MITI-V”）將有望從中國手中接棒。而一些行業和區域專家的共識則是：印度將最有希望成為低成本制造業的下一個主要樞紐。姑且無論德勤等機構和專家的預測準確性如何，隨著制造業成本的不斷攀升以及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中國不可能長時段把持“世界工廠”的地位，如果制造業不能及時升級，勢必面臨上下游價值鏈的雙重擠壓。
       現實是，就目前我國制造業的整體競爭力而言，多年來積累的相對于美國的競爭優勢正在不斷削減，成本連年攀升，這就大大壓制了我國制造業趕超國際頂尖水平的空間。盡管面臨華為等企業的追趕，但蘋果公司2月1日發布的2017財年第一季財報顯示，該季營收達783.51億美元，凈利潤更高達178.9億美元，時隔兩年市值再次突破7000億美元，遠遠超出華爾街分析師的預期。難怪華為掌門人任正非總有一種如履薄冰之感，一再提醒華為人：想不死就得新生，我們的組織、結構、人才 …… 所有一切都要變化。畢竟，在相當程度上，美國、德國和日本依然握有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制造業體系。而且在可預計的將來，這種格局都不會發生根本性逆轉。
       基于研發與產業化應用是制造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只有在此基礎上，拓展貿易價值鏈和金融競爭力，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競爭優勢。而美國的真正優勢在于，既有占據價值鏈高端的服務業，更有掌握高端價值鏈核心技術的制造業。未來制造業與發展模式的競爭，主要還是自主創新能力的競爭，最終是高端人才與創新軟環境的競爭。
       從全球經濟與金融強國競爭的趨勢來看，現代金融絕不僅僅表現為銀行、證券、債券和貨幣這些方面，而是對一國科技、產出、創意以及國際協調力與領導力的全面“萃取”。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核心符號，儲備貨幣背后蘊含的是一國的經濟科技實力及機制設計與創意能力，尤其在全球經濟活動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掌握貨幣主導權就意味著掌握了全球經濟分工與財富分配的鑰匙。這也是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美國視美元為國家命根子的機理所在。而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讓制造業留在美國，并推動制造業回流，蓋因通過對金融危機的反思，他們深切認識到：對于超級經濟體的美國而言，制造業尤其高端制造業競爭力的提高，是維護美元霸權的最根本依靠。
       就全球制造業版圖的競爭發展趨勢而言，隨著全球制造業價值洼地的不斷轉移，我國必須重新定義全球首席制造業大國的內涵。唯有打造凝聚新技術、高附加值，并構建基于智能制造和全球性資源配置與服務支撐體系的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并以深度嵌入中國范式為特征的多邊金融合作平臺為杠桿，進而形成全球性“智造體系”，才有可能穩步提升在全球價值鏈頂層的獲益程度，并逐步掌握戰略競爭的主動權。
       無疑，要實現由貿易與制造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的轉變，在全球頂尖層面的分工競爭中擁有一席之地并切實維護核心利益，我國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盡快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制造業產業群。正如有專家指出的那樣，眼下制約我國智能制造發展的主要障礙就是缺乏統一的標準體系，為使智能制造大規模普及，非得從國家層面構建統一、規范的標準體系不可。具體而言，我國需著力在制約高端制造業發展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和關鍵設備、零部件研發等領域取得突破，為此亟待針對某些重要的戰略性產業及具有重大應用前景的關鍵高技術，建立國家重大創新工程，加強產業共性技術科技隊伍的建設，形成產、學、研相結合、開放式的攻關體，在知識產權保護、稅收優惠、研發資助等多方面采取立體綜合措施，以有效激勵多種形式的自主創新。倘若能在關乎未來國際分工地位的關鍵產業領域突破核心技術瓶頸，并進一步優化產業配套環境，那我國制造業在戰略轉型中便有望贏得整體競爭優勢。（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