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離不開金融系統的融資支持，而基于風險分擔主線的結構性金融改革是提升金融支撐力的關鍵。

       經濟轉型與結構性金融改革

       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4年宏觀經濟數據。其中，GDP增速按可比價計算回落至7.4%，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速減至15.7%，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按可比價計算跌至8.3%，均為近年新低；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速連續三年未達預期。12月份制造業PMI、四季度單月的宏觀經濟先行指數紛紛滑落，預示經濟下行壓力很大。

       盡管如此，中國經濟仍不乏星光。2014年，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保持了平穩運行，GDP季度遞次累計同比增速與年度增速均為7.4%。在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國內改革與宏觀調控壓力巨大、貨幣政策總體穩健、風險防控任務繁重的復雜背景下，7.4%的經濟增速是2014年中國經濟運行的最大亮點，同時也是令國際社會所矚目的成績單。

       同時，中國經濟在發展質量上、結構上存在一些可圈可點之處，成為2014年中國經濟轉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一是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下降4.8%；火力發電量同比減少0.4%，自下半年以來單月同比增速連續6個月負增長，而水力發電量同比增長18%。經濟“低耗化”、“低碳化”特征突出。二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更加優化，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同比提高3個百分點，新型消費業態高速增長。三是投資結構、產業結構更加符合政策調控導向，具體表現在：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快于整體；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同比提高；基建投資快速增長與房地產、過剩產能的制造業投資下滑現象互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速超越整體。四是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同比微縮。

       展望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喜憂參半。一方面，由于2015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惟有投資的回旋余地最大，勢必成為影響全年經濟運行的最重要的因素。2015年貨幣政策堅持“松緊適度”的基調，相對放松但全面放水概率不大，投資增長仍存較強約束，宏觀經濟增速下臺階幾乎無懸念。

       另一方面，經濟亮點仍可期待。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還會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將穩定增長。當然，由于收入差距較大、遏制違規消費及反腐敗的力度有增無減，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不應期望過高。二是投資結構有望繼續優化。一方面，傳統制造業產能過剩嚴重，傳統產業投資面臨政策高壓和市場驅動下的雙重抑制；房地產投資難現顯著反彈。另一方面，基礎設施、新技術、新業態投資機會集中迸發；受益于改革激發的經濟活力集中釋放，民間投資有望再度興起。

       不僅如此，考慮到當前階段，工業化、信息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新“四化”的相互推進，改革開放激發創業創新的不竭熱情，使得中國經濟平穩發展具備堅實基礎和不竭動力。而且，2014年，經濟增速數據與市場預期差不多，精準落到預定區間，顯示宏觀調控水平在提高，政府加大投資取得了一定效果。今年政府宏觀調控不會放棄下限，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存在較大空間，GDP增速不會大幅下滑，預計全年經濟增速仍將保持在7.0%以上。

       更為欣慰的是，中國經濟轉型路徑已略露端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力與資本存量的回報率不斷呈現下降趨勢。金融危機后，傳統行業產能過剩嚴重，全要素生產率不斷降低。實體經濟有效需求嚴重抑制，經濟無法擺脫有效需求與有效供給雙不足的壓力，經濟增長動力顯著減弱。但從2014年全年經濟數據看，長期視野下的結構性轉型已現端倪。最終消費日益成為拉動GDP增長的重要力量，第三產業投資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速，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快于總體，創新、新型消費業態等有望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實際上，結構轉型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史上有跡可尋。20世紀70年代，里根實施的經濟改革，其主要內容和貢獻在于有力引導了美國產業復興，實現了信息革命引領下的產業升級，使美國幸免陷入類似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泥潭，并在金融危機后率先“復活”。德國推動國民經濟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型后，形成了以工業為經濟支撐，服務業、新型工業雙輪驅動的經濟結構。

       中國經濟轉型所表現出的路徑端倪，與美、德經濟結構變遷不完全相同，但有相若之處。從2014年全年數據看，制造業占工業增加值比重依然高于巴西、印度等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創新驅動、服務業崛起幾乎并駕齊驅。

       毫無疑問，2015年中國經濟基本面及其長遠表現，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這一結構性轉型勢頭的持續性和有效性。

       中國經濟轉型離不開金融系統的融資支持，而基于風險分擔主線的結構性金融改革是提升金融支撐力的關鍵。理論上，在一個由比例合理的銀行中介和資本市場組成的金融系統中，風險分擔功能的充分發揮，可以使風險在整個經濟體系中更為合理的配置，從而提高經濟體系的運行效率和穩定性。現實世界里，多數國家的資本市場和銀行中介的風險分擔對于其金融系統的穩定性都共同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在新技術領域，資本市場的橫向風險分擔機制則充分展示出比較優勢。

       長期以來，融資結構失衡是我國金融系統的凸出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境內股票籌資額一直遠低于銀行貸款增加額。一方面，結構失衡導致金融系統功能不完備和資源配置扭曲，成為經濟發展羈絆遲遲不得解除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功能不完備致使金融風險隱匿于銀行系統，資本市場橫向風險分擔相對缺位，系統性金融風險高企。

       要進一步釋放經濟發展活力，迫切需要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市場準入與退出、放松資金價格管制等關鍵領域的改革。

       經濟結構轉型是一個巨大的系統性工程，而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是決定轉型成敗的關鍵。國際上，正是借助資本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優勢，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才得以順利實施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筆者認為，就中國而言，2015年以創新、最終消費等引領經濟增長的勢頭能否持續，是長期結構轉型目標能否順利實現的關鍵。而結構性金融改革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優化和金融風險的有效分散也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支撐。行走在刀鋒上的中國經濟，轉型與改革的些許遲疑或偏離，都可能將其深深劃傷。